林徽因生活中的背光地带：哪个家里没有住过一个绝望的主妇？_美国新闻网-美国华文媒体融合平台-旅美华人的精神家园

陈新华文学报

林徽因的故事，似乎总也讲不完。谈情感时，她和梁思成的婚姻，常被拿来当作好的爱情典范；谈交际时，“太太客厅”的种种成为沿传至今的雅集事迹；谈专业时，建筑测绘、妙笔文章，她似乎对人生的志业都有自己笃信的方向，成绩也信手拈来。但若将一个人割裂于她的时代、分离于周遭的社会环境作评判，美化或丑化都更容易发生。

林徽因

林徽因首先是个女子，当传统的士的形象与位于时代夹缝中的女性形象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时，矛盾、冲突无可避免。她既有自己对知识的、专业的追求，传承文脉的使命和责任，也有对家庭、丈夫、子女照顾和安顿的责任。在这其中，她的坚守、她的无奈远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一群人的故事，甚至不是一个时代的故事——有些场景，至今读来历历可见，也依旧纠缠着想要平衡事业与人生的知识女性。

今天的夜读，跟随学者陈新华的新作《风雨琳琅》，一同走进林徽因生活中的背光地带。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

陈新华/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月版

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是一座有方砖铺地的四合院。院内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樱花。中式平房里，摆放着几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残破石雕。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木格子里面都糊了漂白的稻草纸，窗户宽阔的下层是明亮的玻璃，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有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来。

这里是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第一个家。干净、明亮、整齐，像一切新生活的气息。1931年，林徽因、梁思成辞去东北大学教职，入中国营造学社，全家搬到这里。这时候，林徽因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他们的女儿于1929年8月出生，取名再冰，以纪念已故的祖父梁启超。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

生活从1931年秋，从北总布胡同开始，突然变得纷杂、繁忙起来。所有年轻的储备与精力，都释放为新起点的能量。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刚刚开始，百废待兴，林徽因还要应付繁重的家事，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费慰梅这时进入林徽因的生活，提起这段日子时她曾这样记叙：“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妈妈。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她的妈妈、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仆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承办伙食的人和器物，总之，她是被要求担任法律上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女神大概都有这样的一天，在一个华丽的转身之后，嫁作人妇，相夫教子，从此被贴上一个泯然于众人的标签，叫作“主妇”。耐人寻味的是，就是这个再寻常不过的身份，费慰梅字斟句酌，使用的措辞是“法律上家庭经理”。这个说法，乍一看，难免有些煞有介事，同为主妇，何以到这里，就变得如此端然而郑重。然而，仔细体察费慰梅与林徽因之间的交往，对照林徽因的家庭生活，这一份郑重，与其说是不肯放下身段的矜持，还不如说，是一份同性兼同类之间同此甘苦的默契、细致入微的体察和了解。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体察和了解。林徽因离世几十年之后，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起她，诸多赞誉。然而，谈到家庭时，林洙略略沉吟，犹疑着说：“林徽因不擅长家务。”

左起：费慰梅、林徽因、费正清、梁思成

这结论最合常理，也最符合世人的期待。顶着那么多耀眼的光环，林徽因被寄予了无限想象，在这诸多的想象当中，就是没有人认为她可以是一个好的主妇。在他们的臆测中，她理所应当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子，天生只适合那些宏大高蹈、不染烟火的景象。并且，这样的推测背后，还有一句潜台词是没有说出口的—这样的女子，可远观，可欣赏，可爱慕，但是，即便如此，她千好万好，也不能算作一个理想的主妇，你终归无法与她柴米油盐。这样的潜台词，多少带着普通人下意识里自我保护的逻辑，一个容貌、家室、才学都出类拔萃，被父亲期望要“改良社会”的女子，也许唯有如此，才能让人在奉上极致赞美的同时，内心找到一丝安慰和平衡。

只是，林徽因是否真的如同人们世故的经验？穿越重重的臆想和揣测，身为主妇的她，真实的样貌到底是什么样子？

费慰梅将她比作全家人的“囚犯”，这位贴心的闺蜜目睹她高朋满座，谈笑风生，也瞧见她疲于奔波，忙得分身乏术，焦头烂额。费慰梅说，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不过，原因却在她自己——“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所以，家庭里的林徽因，其实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主妇，对于日常的发生、人情百态，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木知木觉，而是充满了作家式的敏感、探究、好奇，也不乏和好奇心匹配的，乐于担当、解决的热情。

林徽因在自家客厅中

生活是感知、寻找和发现不同的人，见到不同的风景。林徽因的视角、热情和活力，使她总有新的发现，并由此而成为梁家亲朋眼中魅力无穷的一个“妙想家”，吸引他们去接近。费慰梅说：“徽因的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挤满了人，而来的人们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外，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们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

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日后也回忆：“当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数还是青年学生，他们都爱这位长嫂、长姊，每逢假日，这四合院里就充满了年轻人的高谈阔论，笑语喧声，真是热闹非常。”

刻录在回忆里的这些热闹场景，是林徽因家庭生活里的一个侧面。有女作家说，嫁一个人就是嫁给这个人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抛开因为观念的冲突曾被婆婆李蕙仙、梁家长女梁思顺排斥的经历，从公公梁启超，到梁思成的其他兄妹，乃至再下一代的梁家孩子们，林徽因在梁家显然得到了上下一致的欢迎和肯定。由当年的不被接纳，到婚后亲友不断，她以自己的方式成功融入梁家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这转变，一方面归功于时代，她生机勃勃的向上姿态，平等、自由、独立的现代意识，在一个于碰撞中不断蜕变的年代里，逐渐得以被认可，被追随。然而，另一方面，这一份融洽无间的相处背后，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日常生活的细碎琐杂，自然也难免操持家务的劳心劳力——须知梁家亲戚众多，往来频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两个子女及林老太太外，还有五六位亲戚朋友常住梁家，再加上包括厨师和黄包车夫在内的6个佣人，也算得一个大宅门。

这样的成长过程历练了林徽因，她不仅能治家、理家，需要时，也可以随时放下架子，“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1936年，林徽因在陕西耀县药王庙测绘

抗战时期在大西南，生活前所未有地清寒，梁思成因早年车祸后遗症，“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她拖着孱弱的身体一个人扛下所有家务，不是不辛苦。梁从诫说：“母亲很朴素，抗战时代的生活也过得很苦，我看得最多的就是她披散着头发，在厨房里挽起袖子洗衣服的样子，哪是照片中那么穿着光鲜，细心打扮？”但是，在这些不为人知的辛苦之后，她仍是铆足全力，用她妙想家式的热情去拥抱和热爱生活。南迁昆明后，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自己设计了一所房子。她的女儿梁再冰说：“（昆明时）妈妈和爹爹为此拿出了全部积蓄，连外婆的一些首饰也搭上了，妈妈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铺了粗木地板，在靠窗的墙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小书架，下面的木凳上铺上一些饰布……在家里陶质土罐中插大把的野花。……当时我就感觉那个房子非常温馨，舒服极了，那个时候我是不太注意这些事，什么建筑、装修，但是觉得我妈真神，怎么一下子就把这么一个破房子搞得这么舒服，这么可爱。”

所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是随手奉送的人情，不假思索的轻飘飘的点赞，它是沉疴中的生趣不失，是困厄清贫中依然绽放的审美的人生态度，是因陋就简、在尘埃里都能开出花的精致的生活艺术。

在生活的背光地带，主妇们大约都有这样绝望的瞬间，为复杂的人事、烦琐的家务所挫败，情绪累积到爆发的临界点，再也顾不得任何风度。只是，林徽因的激动与苦恼还不只是因为家庭纠纷。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还有一部分焦虑是为自己，为自己在家庭琐事中流失的时间。不同于寻常的家庭主妇，林徽因一生，始终保持着对美、对艺术、对文学以及学术的高度追求，她拒绝庸常，拒绝虚度时光，希望在有限的命运里做无限的努力。而这无限的努力，却常常受困于现实，受困于她主妇的角色。

林徽因画作《故乡》

“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并且一路上在咒诅我干着的活儿——然而我又很喜欢干这种家务，有时还干得格外出色。反之，每当我在认真写着点什么或从事这一类工作，同时意识到我怠慢了家务，我就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老实说，我倒挺快活，觉得我很明智，觉得我是在做着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只有当孩子们生了病或减轻了体重时，我才难过起来。有时午夜扪心自问，又觉得对他们不公道。”

——林徽因

有别于惯常的直截利落，这一封信中，林徽因近乎绝望地一再向好闺蜜费慰梅宣称，自己绝不会为怠慢家务而不安。这宣言，反而出卖了她的内心——当一个人反复强调他的决心，可能恰恰说明，他的内心是犹疑不定、底气不足的。所以，这宣言的意义也就只能是情绪的宣泄。宣泄过后，日子一样继续，该怎样，还怎样。

抗战期间，生活水准急剧下降，亲自上阵应对家务的林徽因更是转战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把自己忙碌得如同停不下来的陀螺，希望尽最大可能地追求一个两全其美。一面是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感受、发挥，不给自己放空，不让自己浪费。另一面是回到家里，“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对于林徽因的这种生存状态，金岳霖以哲学家的话语做了最精练的概括：“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的，以至她有浪费掉她生命的危险。”而即使是如此不顾惜自己的生命，林徽因也没有取得自己认为满意的成就。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她描述自己：“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又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相同的感伤也在致胡适的信中有所流露：“……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地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又跟沈从文感叹：“文艺理想都像在北海王龙亭看虹那么样是过去一种偶然的遭遇，现实只有一堆矛盾的现实抓在手里。”

家庭合照

满纸的心有不甘，意有不尽，却无可奈何。隔着几十年的时间，轮到我们来读这一段文字，她的困惑，她的烦恼，甚至她不管不顾、沮丧至极的强烈情绪，无力的挫败感，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违和与疏离。身为女性，找到情感的归宿，拥有自己的家庭、儿女，人生才得以完整。只是，在另一方面，一个幸福的家庭势必意味着事业的相对妥协，甚至放弃。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尤其对于那些天分出众、才华横溢、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新女性。一次，集歌手、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于一身的艺人张艾嘉接受一位女作家的专访，当被问到最近在忙什么的时候，这位享誉无数，被人称为“独立新女性典范”的女导演答：“我忙着做母亲，做太太，做女儿啊！房子要清洁，衣服要烫，哪个司机去接哪个人，很多复杂的事。”顿一顿，她又说：“你刚问我在忙什么？很多人都说我好像这几年都没有拍多少戏……必须应付的事真的太多……常常有人问我做女导演有什么条件，我说做女导演呢最好不要结婚，就算结了婚，你也不要生孩子，因为那样你就不能太自私。这个事那个事，每件事你都非管不可，要不然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女儿和老婆，最后你只有把你的时间贡献出来。”

事业和家庭之间，要如何平衡，是多给自己时间，尽量实现自我，还是把自己全部贡献，做好世人眼中的贤妻良母？

站在21世纪，张艾嘉的疑问、困惑，一如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里的林徽因。

病中的林徽因

对于林徽因，从过去到现在，众多围观者的臆想、猜测、质疑，不论身份，甚至不论性别，最初的依据无不由此而起。而她竭尽全力，不惜耗费自己，为的无非也就是寻找一个两全。她做到了吗？难说。

身为作家，她不够多产，没有大部头的作品以传后世。身为学者，她没有独立的著述，所有署名都在梁思成之后，尽管她的夫君再三强调那是他们共同的研究，她仍然饱受质疑。身为主妇，她被众口一词，传说成过于聪明、给人压力的妻子，不会家务的母亲。她耗尽心力，也只是如她自己说，“文艺理想都像在北海王龙亭看虹那么样是过去一种偶然的遭遇，现实只有一堆矛盾的现实抓在手里”。

“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的，以至她有浪费掉她生命的危险”，金岳霖的话一语成谶，她果然在55岁的盛年，被疾病拖入死亡的深渊。她的困惑，却依旧存在。她做到了吗？也许该多些宽容，至少该多些了解，再做论断。

毕竟，在生活的背光地带，时间的某个转角，哪一个家里没有住过一个绝望的主妇？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林徽因生活中的背光地带：哪个家里没有住过一个绝望的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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