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薛庆国的印象里，喜欢游泳，性格达观的仲跻昆老人一向身体康健。去年12月12日，北外举行“庆祝世界阿拉伯语日和首届阿拉伯文学艺术节”活动，仲跻昆获邀后欣然应允参加，并抱病朗诵了三首自己翻译的阿拉伯古诗。这其中就包括阿拔斯王朝大诗人艾布·阿塔希叶的名作，“我哭青春空蹉跎，放声悲泣又奈何？当年风采今不在，恰似草木叶尽落。但愿青春能复返，告它年迈何结果。”“现在想来音容宛在。选择这首诗，冥冥之中，他或许那时就已经意识到将是自己在众多朋友、学生面前，一次公开的人生谢幕。”
仲跻昆生前在很多场合都讲过，诗歌是阿拉伯人的“文献和档案”。而少年时曾被大连话剧团借调演出，青年时又是北大剧社活跃分子的经历，也让散文诵读与诗歌朗诵成为仲跻昆毕生的喜好。作为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Adonis）著作引介进国内的第一人，薛庆国回忆说阿多尼斯此前曾多次访华，同仲跻昆老人也见过不止一面，“2017年北外，举行‘阿多尼斯和他的朋友们’，活动上仲老也发言并朗诵了他翻译的诗作。仲老和他却一见如故，惺惺相惜。那次活动上，仲老特别朗诵了阿多尼斯的诗作《致西西弗》，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二人的精神写照。”
我发誓在水上书写
我发誓为西西弗分担
那块沉默的岩石
我发誓始终和西西弗一起
经受高热和火花的炙烤
我要在失明的眼眶里
寻找最后的羽毛
对着青草、对着秋天
书写灰尘的诗稿
我发誓要和西西弗同在。
——阿多尼斯《致西西弗》
【对话】
“仲老曾把萨迪·优素福吓了一跳”
澎湃新闻：同是研究阿语文学，你同仲老也是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先请介绍下这一机构的历史和设置。
薛庆国：仲老多年来一直是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我是这个研究会的副会长，所以交道蛮多的。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隶属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挂靠在社科院外文所下面。我们研究会人不多，但挺活跃，是很团结的一个集体。仲老大概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担任会长，直到2012年卸任，他是大家的主心骨。
仲老退休后基本就不带学生了，专注在阿拉伯文学的学术研究和译介工作以及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上。去年还送了我一本最新的译著《阿拉伯古诗100首》。2017年时出版的《天方探幽》大体呈现了他的学术生涯和人生感悟。晚年除了学术创作，他也参与一些外事活动，比如有的阿拉伯作家来华访问，他都会召集大家一起聚聚。他北京的家就在马甸，不大的二居室，我陪同过好几位阿拉伯作家去做客，他们也很有兴趣看看中国学者的家是什么样子。仲老非常好客，每一次聊完都会在家附近的餐馆请大家吃饭。其实全世界作家都一样，作家嘛，书写的是人性，这是共通的。大家熟络起来没那么多讲究，也不一定去清真餐馆，有的阿拉伯作家也很善饮。仲老本就是性情中人，他很率真，阿拉伯朋友都很喜欢他，饭桌上的话题没有什么禁忌。
澎湃新闻：能否举几个他在生活中交往的例子？
薛庆国：仲老的记忆力特别好。2009年，伊拉克著名诗人萨迪·优素福来北京。仲老照例请他吃饭，两人在餐厅闲聊，他对优素福说，我记得你翻译过1956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做的报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诗人吓了一跳，“我早忘了，你竟然还记得？！”那次餐聚，记得萨迪·优素福坐在主位，我们其他人的椅子是红色的，他的椅子恰好是黑色的。有人问起诗人觉得伊拉克前途如何？他就指了指自己椅子的颜色……
仲老师对阿拉伯文学、阿拉伯人民都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好多场合都曾说过，如果来世有选择，下辈子甚至下下辈子……他都愿意继续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和翻译。他在北大读书时有位叙利亚老师奥贝德，被称作“阿拉伯雷锋”。当时中国人的工资普遍很低，相比起来外国专家的待遇要好很多。有中国同事或者学生生病，奥贝德都会自己花钱买只鸡，让人炖汤送过去。他帮外文局审校文稿从来不收费，外文局的干部后来不好意思，去拜访他时悄悄把酬金压在床铺下，奥贝德知道后大为光火，又给退了回去。前几年在北大举行仲老师大作《阿拉伯文学通史》的首发式，当时我也在场。他发言回忆起当时叙利亚老师奥贝德对中国学生的恩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老泪纵横，在场人们无不感动。这些凝聚中阿人民情谊的故事，也是留给我们晚学后辈的精神财富。
澎湃新闻：能否回忆下仲老的家，以及同后辈学者间的交游？
薛庆国：仲老的家是典型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布置，到处都是书，还有很多阿拉伯特色的小装饰品。他的夫人刘光敏老师，二人是北大读书时的师兄妹，正是阿拉伯语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仲老年轻时参加过北大剧社，朗诵是闲时一大爱好，他朗诵自己翻译的阿拉伯诗歌，夫人自然是第一听众，可以说是琴瑟和鸣，让人艳羡。除了朗诵，仲老也喜欢游泳，每年老两口都一起找家酒店或到外地畅游那么几天。在我印象里，他的身体一直很好……
仲老不用微信，但会用电脑制作PPT贺卡发给大家。今年元旦我还收到他自己制作的电子贺卡，配上音乐、图片，还有他自己翻译的诗歌，非常精美。我们这些后辈总是觉得他非常用功，因为写出《阿拉伯文学通史》的人，那得读多少书啊。夫人刘老师却总是在我们面前开他玩笑，“我告诉你们他根本就不用功，老在家里玩电脑。催他怎么还不写东西，他就说我现在写不出来。”老人家非常可爱，也常常被人催稿。仲老就是个性情中人，他讲话比较容易激动，一激动就满面红光。有次他在国外做演讲，一激动腰间的皮带崩开了，老人家赶忙低头系上，一脸歉意。
“阿拉伯文学像一块璞玉，译者要有雕玉的精神”
澎湃新闻：作为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的权威，仲老同自己的老师，以及20世纪中国国内阿拉伯语教育的发端大体是怎样的？
薛庆国：阿拉伯语在中国的教学有很长的历史，早期都是通过经堂教育的形式，要么是在清真寺，要么是在清真寺附属的中小学。正式进入中国高校是1946年，北大是第一个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高校。当年北大哲学教授汤用彤向校方提出应当重视东方学的研究，后受命筹建东方语言文学系。经白寿彝教授推荐，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归国的马坚先生被聘为北大教授，在北大开设阿拉伯语专业。正式面向全国招生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胡乔木给季羡林写信：“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文的人才。建议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的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表示同意。北大开始招收阿拉伯语在内的东方语言学生。后来，经贸大学、北外、二外、上外等在内的7所高校也开始陆续招收阿拉伯语学生。到了新世纪，国内阿语教育现在的发展非常快，现在大概有60多所高校开设了阿语专业，每年的毕业生有两三千人。
仲老1956年考入北大阿语系，他当时的老师有马坚先生，刘麟瑞先生，前者翻译过《古兰经》，后者是搞语言学的。马坚先生在阿语上有很深的造诣，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少外事场合，都会请他或刘先生去为领导人会谈做翻译，阿语教育普及后，外交部才逐渐有了自己的阿语高级翻译。
仲老在退休后经常去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义务授课。昨天仲老逝世的消息传来，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铁国玺副院长在朋友圈里就写道，“仲老不辞辛苦，不计报酬，任劳任怨。以博士生导师的身份从阿拉伯字母开始教授新生，后来又为在职阿訇研修班的学生授课。培养了大量的年轻阿訇和穆斯林青年学子。仲老一直秉承反哺学生的举意，他多次在很多场合都对他的穆斯林老师对他的培养表示感谢，不忘师恩，代培学生。这种高尚情操令人感动和怀念。”
澎湃新闻：同样作为阿语教育的学人，能否介绍下仲老的教育观？
薛庆国：马坚先生是仲老的授业老师，仲老在《天方探幽》一书中曾详细回顾了自己同师友间的关系。我听仲老讲过马坚先生治学严谨，这一点对他影响很深。他曾回忆当年马坚曾把教学比作打井，“老师这口井要打得深一些，掘出的水才又甜又多。自己井里只有一两桶水，那给学生喝的只能是泥浆子，是误人子弟。”
仲老令我印象深刻的除了对阿拉伯文学的热爱，对阿拉伯人民的深情厚谊，还有就是对学生后辈的提携关爱，我虽然不是他直接的学生，但也感受颇深。每次出席学术活动，他作为国内阿语教学和研究的元老都对年轻人谆谆教导，要后辈珍惜现在的学习环境，对专业精益求精。他对当下学术界、翻译界一些粗制滥造的现象很反感，说阿拉伯文学就像一块璞玉，译者不能砸了阿拉伯文学这块牌子，要以雕玉的精神，悉心认真地去做研究和翻译工作。所以在我看来仲老是个“真”人，待人接物率真，治学研究认真。
澎湃新闻：仲老所著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阿拉伯文学通史》《阿拉伯古代文学史》等作品，填补了我国在阿拉伯文学史领域的空白。作为阿语研究者，你怎么看待他的这些学术贡献？
薛庆国：他的著作是中国人了解和研究阿拉伯文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必读之作。仲老的治学精神可谓与时俱进，就以《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为例，他一直写到21世纪后的最新作家和作品，而大多数阿拉伯世界的文学史版本，写到上世纪50年代就收尾了。而且阿拉伯世界有22个国家，有些国家较小，文学也不甚出名，但仲老的文学史中都涉及到了，在这背后他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梳理工作。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价上，仲老尤其偏爱那些具有民族使命感，反映民间疾苦、富有人文情怀的作家、作品，这也代表了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界的态度。
“纪伯伦的名言是仲老的座右铭”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下仲老的译介阿语作品的理路？比如，我注意到他对于严复所谓的“信达雅”曾提出过不同的见解。
薛庆国：阿拉伯语世界书面语是统一的，方言各有不同，类似于咱们国家普通话和方言间的区别。我们搞阿拉伯文学研究和翻译，绝大多数的时候遇到的都是阿拉伯书面语，一部分文学作品里也掺杂了各地的方言。仲老在阿语翻译上提到的“信”，严格意义来讲同严复当年提出的“信达雅”不一样。仲老认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是有其背景的，那时书面语和口语是脱节的，译文要修饰成典雅的文言文，才叫“雅”。在他看来，现在的翻译标准，应该对“信”有新的理解。他理解的“信”，既要忠实原著的内容，还要忠实于原文的语言风格，对原文雅的地方要忠实呈现，对原文中的俚语俗语也要忠实呈现，否则就是失真。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在《一千零一夜》的译介上，仲老曾就《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提出疑议。他回到阿语元典而不是其他语种的文本翻译，发现故事里的“水缸”其实应是“皮囊”。作为阿拉伯经典文学，《一千零一夜》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是怎样的？仲老的译本有哪些突破？
薛庆国：国内最早从阿拉伯语原文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学者是纳训先生。中国的阿语教育、阿拉伯文学译介上绕不开“云南三杰”，即云南沙甸人马坚先生，云南纳家营人纳训、纳忠先生。《一千零一夜》的部分故事在清末开始就断断续续译成中文，当时是从英文等外文翻译的，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纳训从阿拉伯文译的五卷本《天方夜谭》。20世纪50年代，纳训先生将旧译本重新校勘、翻译，先后于1957年和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约80万字的三卷本和230万字六卷本的全译本。纳训的译本影响很大，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学者，加上也受到时代的局限，他的译本也受到一些质疑——《一千零一夜》毕竟是阿拉伯民间文学，里面不免一些低俗、色情的描写，这在纳训的译本里基本都删除了。而且这个“洁本”有些地方过于“洁”了，给国内民间文学研究者造成了一些误解，比如萨珊王国国王山鲁亚尔出门打猎，中途回家发现王后和黑奴“鬼混”，并有不少细节，纳训的译本把这些细节笼统地改成了“说笑”。另外，纳训的译本语言同今天的日常语言也有些脱节。所以，进入90年代后我国推出了多个新的译本，仲老也翻译过不少章节。
澎湃新闻：仲老的译著可谓著作等身，包罗万象，就你所知他对于具体的那部作品，或者作家有什么偏爱吗？
薛庆国：仲老在阿拉伯文学上的涉猎很广泛，谈到偏好我以为在他的《天方探幽》一书的封底可以窥见一二。这本书可以视作仲老一生治学的总结，在封底上有他翻译纪伯伦《泪与笑》中两句话，我认为也是他个人毕生恪守的座右铭。他偏爱阿拉伯古诗，但也翻译了许多阿拉伯现当代大诗人的作品。他还译过几部阿拉伯中长篇小说。
澎湃新闻：仲老的翻译成就获得了诸多肯定和褒奖，能否稍作介绍？
薛庆国：2011年，仲老一连得了两个大奖。其中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国际图书奖之年度文化人物奖”，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国际翻译奖之荣誉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大奖奖金都颇为丰厚。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两个奖项的中国人。2018年，他还荣获我国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我国翻译界最高荣誉，此前季羡林先生、许渊冲先生都曾获奖。领奖的时候，他谦逊地说这个荣誉不止是给他本人的，也是颁给中国整个阿拉伯语文学翻译界的。
澎湃新闻：所谓知行合一，我注意到上世纪70年代仲老曾在阿拉伯世界多个国家有所游历，能否回顾下他给你们介绍的见闻？
薛庆国：仲老一直认为学习人家的语言，应该到人家的土地上走走看看。他1972年去过苏丹，是跟随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去的，帮助当地人修公路找水源。非常辛苦，但仲老讲起往事总是乐观积极的，他讲苏丹非常炎热，大家住的是简易的活动工棚，每天背着水壶戴着草帽在荒野里奔波。1978年，“文革”后中国第一次向埃及开罗派遣留学生，仲老在开罗大学访学进修了两年。他对我多次谈起这段经历：当时中国留学生都很穷，不仅买不起书，也不敢同当地的学者社交，因为人情酬酢总要送礼、请客吃饭，仲老他们连一瓶汽水都买不起。他常常感慨，现在各方面条件的改善实在太大。虽然仲老的居所还是很朴素，但很温馨，完全可以请阿拉伯的学者、作家来家坐坐，畅叙友谊。仲老师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北京的外事活动很多，阿拉伯国家的使馆有活动也常请他参加、发言。昨天他去世后，朋友圈中不少阿拉伯友人纷纷表示哀悼，他的去世无疑是中阿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
仲老生前一直都在呼吁国家重视发展对阿友谊，重视阿拉伯的语言文化。他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认为困难和矛盾终归都是会化解的，经常告诫我们面对困难不要气馁，要向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