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他的英语读者介绍了很多欧洲大陆作家。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Tolstoy or Dostoevsky，1960）中，他分析了这两位俄罗斯文学大师；在《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1967）中，他探讨了语言在暴行面前的局限性；在《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 ，1975）中，他分析了语言和翻译。
1981年，他在中篇小说《从波蒂奇到圣克里斯托瓦尔》（The Portage to San Cristobal of AH）中想象希特勒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生活在亚马逊河的深处。在《语言与沉默》里，斯坦纳探索了语言的力量，提出了文化与道德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创造的语法》（Grammars of Creation）一书中，他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正如人们所见的那般天真，你可以用人类的语言去爱、去建设、去原谅，也可以用它去折磨、去恨、去摧毁和消灭。”
文学评论家李·西格尔（Lee Siegel）2009年为《纽约时报书评》撰写了一篇名为《我们的斯坦纳问题——我的问题》(Our Steiner Problem - and Mine)的文章。他在其中写道：“他令人振奋的美德在于，他能够在一段话里，从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和但丁，谈到尼采和托尔斯泰。而他令人恼火的缺点是，他可以在一段话里，从毕达哥拉斯，说到亚里士多德和但丁，再到尼采和托尔斯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