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是中华五千年文学成就的缩影，不仅因其全面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学术成果，也因其所涵盖的中华人文精神与文化特质而为国人所看重。11月18日本报刊登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对谈中，国家图书馆原馆长、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詹福瑞指出：“据我了解，我们自己编的中国文学史，很少会被翻译到国外去。”那么，中国文学史如何走向海外？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
“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写作，起步早于汉语中国文学史著作，而以日本学者的著作数量最多。”长江学者、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介绍，“1882年，末松谦澄写的中国文学史，是日本开创之作。”此后，日本学界陆续推出了多部中国文学史，足有四五十种，如笹川种郎、前野直彬等人的著作。
即便是欧洲，其创作中国文学史的历史也要比中国早一些。现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俄罗斯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901年，英国学者翟理思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而德国更是欧洲中国文学史编撰的重镇，如顾路柏、卫理贤等人的作品。”武汉大学教授李松说。
而中国人自己编写文学史已经是1904年的事情了。林传甲于这一年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开启了国人编撰文学史的先河。此后，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诸多文学史著作。但是，由于国内文学史的起步较晚，受当时日本与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不仅在文学史观上以进化论为主，而且不可避免地参照了海外著作的撰写模式和方法，表现出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这也是2015年6月25日本报《我们该不该回去？——“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对话实录》一文所探讨的内容。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文学史开始较多受苏联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开始出现了大量中国文学史。韩国的文学史大多是在中国学者相关著作基础上改写而成，但也有较优秀者，如丁范镇、金学主等人的著作。“美国是二战后出版中国文学史最多的国家。”李松介绍，“如陈绶颐、柳无忌等。而尤以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哥大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剑桥史》)在国内最为知名。”“《剑桥史》《哥大史》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两部书的主编和作者大多是北美汉学界的精英，所以必然受到学界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倩说。这两部书近年译介进国内以后，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很大震动，而重新书写文学史的呼声也更加强烈。
立足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
海外学者以域外理论视角与方法观照中国文学，扩大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但相较于《哥大史》《剑桥史》在国内的广泛影响，本土文学史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却是平平。那么，是否有必要编写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
海外学者限于其阅读能力和文化隔膜，常常只研究一个很小的领域，很难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把握中国文学史，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国内外高校。虽然如《哥大史》和《剑桥史》呈现了欧美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前沿的学术动态，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和错误。如在总体框架上，它们都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或中国文化史的总体框架和面貌的描写。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和华盛顿大学教授何谷理还曾合撰了一篇言辞十分严厉的批评文章，直接质疑《哥大史》不是“中国文学史”。而且虽然这两部文学史都宣称适于普及，但实际影响仍以高校与研究为主。海外普通读者如果想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极少会通过这样专业的研究型著作。而如果泛泛而谈介绍中国文学，则又容易流于浅显，普通读者无法真正领会中国文学精神及其特质，更毋论文化隔膜带来的常识错误和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理解偏差。
中国学界结合汉语国际教育编撰了一些简易的文学类入门读物，但从宏观性、体系性角度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却十分少见，对国际交流而言是一种缺憾。而国内文学史的海外传播也有限，目前可知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的《简明中国文学史》已有英译本。相较于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文学史的引入与重视，国内文学史对海外尤其是欧美学界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指出，国内编写的文学史教材在东亚文化圈有一定影响力，据日本、越南等国的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介绍，有的老师在授课时会使用中国本土的文学史作为参考。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文学史作为海外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口，也应当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发挥其作用。此外，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如何立足中国立场，向海外介绍友好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一项悬而未决的历史任务。文学史走出去，可以为此迈开有力的一步。
突破中西二元对立思维
与海外学者编写中国文学史相比，实际上中国学者对作者、文本和文献有更好的把握，但要编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也面临不少困难。
“这就需要编写一部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文学史发展面貌的文学史。”方铭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复原中国文学史历史原貌。”比如赋是一种独特的文体，但如果以西方文学本位立场来看，就会陷入赋究竟是诗歌还是散文的分类困境，必须在中国文学本位的立场上才能认识到赋的独特性。“其次是如何克服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体系中西方带来的影响。”与西方不同，中国在近代以前有自己对文学的认知，其文学具有文史哲合一的特点，这体现为“义理、考据(历史)、辞章”的三位一体。“编写一部好的海外文学史，需要建立在编写一部好的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方铭总结，“如果要恢复中国的话语体系，需要做大量艰巨的清理工作，但也是迟早要做的。”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中西文学之间，毕竟存在诸多区别，而一个小小的不同，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理解障碍。本土学者中，有能力写出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少，而有能力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多，原因在于，这些学者对域外文化和文学的了解并不完整和深入。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叙述中国文学，不仅要深入了解本国文学，也要深入了解域外文学，比较的眼光和能力不一定形诸文字，却一定要内化为一种视野。”陈文新说。
李松也表示，不同民族、国家的人民有什么共同的文学趣味，如何选择既有中国民族特色与传统底蕴，又能拨动异国接受者心弦的作品和人物，编撰者有必要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高度着眼，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实践入手，寻找中外文化、人性、情感、价值观以及文学思想与艺术的共识，从而针对性地提供适销对路的文学史。
“要把中国文学在他国语境中本土化，消除语言与历史带来的文化隔阂。要以外国人听得懂的表达方式来书写中国的形象、情感、形式与修辞。在编撰者的组合上，最好能够以中外合作的方式联合进行，从而互通有无、扫除盲点、优势互补。”李松说，“应当着眼于宏观的全球史互动与融合，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将中国文学还原到世界文学的历史实际状况，突破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带来的思想窠臼。”“编写一套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确实有其必要性。”陈文新总结，“不过，鉴于以上原因，也不必操之过急，应当缓缓图之。”
(本报记者 刘剑 本报通讯员 张嘉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