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余件国宝级文物为你讲述丝绸之路
铜武士 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写本残卷 新疆博物馆提供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 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中国现存最早的《三国志》写本，自带高光的“小河公主”，中原地区文化娱乐生活中常见的骨博具，还有鼎鼎大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11月1日，北京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正式开展。70多件（组）代表了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上的重要文物，引起人们的关注。
1、丝路上的印迹
以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为始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洛阳两都，向西从甘肃、新疆，途经中亚、西亚，远届地中海，向东则延伸至日本。海路发自中国东南沿海，过南亚诸岛，经波斯湾，远及非洲。丝路所经，多是高原、雪山、戈壁、荒漠、草原等艰险地带。然而，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从未阻断人们互通往来的脚步。无论是张骞、甘英、法显、玄奘，还是马可·波罗、鲁布鲁克，抑或是无数不知名的行人，他们的艰辛跋涉在丝路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迹。
历史上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正是沿着新疆天山、塔里木盆地延伸展开。本次展览以新疆与丝绸之路历史进程为线索，共分三个章节。第一章节“联雪隐天山”，呈现四万年前人类的足迹便已出现在新疆。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在冶金、作物种植、动物驯养等方面技术的传播中，新疆起了关键的桥梁作用，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独特的贡献。第二章节“影丽天山雪”，讲述春秋战国时期，新疆草原地带的游牧部族、沙漠绿洲的城邦逐步发展，渐次演变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并在草原游牧的阿尔泰山、天山北麓、葱岭，以及绿洲地带的龟兹、焉耆、于阗、高昌、疏勒分别形成区域文化圈。第三章节“明月出天山”，介绍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统辖天山南北，此后历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建置军政机构，设官分职，颁布政令。
来自新疆11家博物馆的共70件（组）珍贵文物，每一件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更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十分珍贵。
2、文物的话语
身高152厘米，深眼窝，亚麻色眼睫毛，高鼻梁，面容姣好，体态丰腴的“小河公主”难得走出新疆，晋京展出。她是公元前1500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小河墓地11号墓的墓主人。与她的船棺、男根立木、女阴木桨，以及来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千年黄沙一道，与观众见面。她全身涂抹了乳白色的浆状物，经过检测后被确认为乳酪。她头戴白色圆毡帽，左侧插2根单杆羽饰、横缀1只伶鼬，鼬头悬于帽中部。头部下枕白羊皮。颈部佩戴缀有珠饰和羽毛缨的红毛绳项链，右手腕系戴穿缀1枚管状玉珠的红毛绳手链。身体用一件宽大的白色毛织斗篷包裹。斗篷从右向左掩合，在胸部用2根刻花木别针和2根短红柳棍一里一外配合插别在斗篷的右边缘，上挂3包麻黄枝。腰围白色毛织腰衣，穗长近膝。脚穿皮靴，靴底皮毛朝外。“小河公主”身上所挂的麻黄枝是研究中国中医药学、外科手术发展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国中医药学与西亚、南亚地区交流史的宝贵资料。
身着华丽服饰的营盘男子，来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他年约25岁，遗体已成干尸。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所穿红地对人兽树纹双面罽袍，长110厘米，下摆宽100厘米。交领、右衽，下摆两侧开衩至胯部。用作袍面的毛罽为双层两面纹织物，表面以红色为地黄色显花，背面花纹相同，颜色相反。纹样对称规整，每区上下六组，横向布置对人纹或对牛、对羊纹等典型的波斯图案，当中用横排的无花果树或石榴树隔开。其中的人物皆为裸体男性，卷发高鼻，肌肉发达，健壮有力，肩搭披风，手执兵器，两两相对作演武状，应是古希腊爱神厄洛斯（Eros）形象。每组图案均呈二方连续的形式，贯穿通幅。整体纹样体现出古希腊、波斯两种文化互相融合的艺术特征。专家推测，他很可能是当时西域城邦之一的墨山国的贵族。
在新疆吐鲁番鄯善县安乐古城南佛塔内出土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写本残卷，是陈寿《三国志》写本残卷，也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三国志》实物。残存内容为《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二》建安二十五年至黄武元年一节，文字与今通行本略有不同。共有41行，570多字。郭沫若根据字体判断为西晋抄本。也就是说，在陈寿成书之后到西晋灭亡（315年）之前的短短20年内，《三国志》已传写入新疆。可见当时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深。
经鉴定，新疆出土的晋唐时期的纸本和敦煌出土古纸一样，均使用中国传统造纸原料。此件《三国志》写本残卷使用本色加工麻纤维帘纹纸，质地精良。
来自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71团的铜武士是战国时期的文物，由红铜合模浇铸而成，内部中空。左右两手中间中有一孔管，原来应握有器物。铜人头顶所戴近似尖帽，因此以往学术界大多认为表现的是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0—425年）《历史》中记载的塞人（Saka）一支的“尖顶塞人”。甚至有人认为是匈奴祭天的“金人”。但这些观点并不正确。铜人的跪姿和手势说明了其身份，头顶所戴也并不是尖帽，而是希腊式武士盔。盔上高高突起的实际上表现的是长盔缨。这种头盔在希腊瓶画、雕塑中极为常见。因此，这件铜武士像应该是希腊化时代影响下的产物，是中国和希腊化世界存在文化交流的物证。
3、历史的明证
出土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波马墓地的乌孙的镶红宝石金面具、克孜尔石窟171窟唐朝龟兹王族头像、和田地区约特干遗址出土的常见于地中海地区的人首牛头陶水注、唐朝吐鲁番地区柏孜克里克石窟里的粟特文摩尼教写卷、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石窟遗址出土的唐朝地藏菩萨幡画——每一件珍贵的文物背后，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指向文明的深处。
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研究员陈凌，他在新疆进行考古20多年，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他说，这次挑选的展品，在他看来都不简单，因为任何一部关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叙事，都绕不开丝绸之路，而这些文物，恰恰就是历史留下的明证。唐代托盏侍女图屏风画色彩明艳如新，让人怀疑它是否真的绘成于一千多年前。一块4.5万年前的小小石头，是这次最古老的展品。它显然经过精心打磨。彼时的人类从石材上打下石片，制成工具，即称为“石核”。而新疆阿勒泰地区通天洞里留下的遗迹则说明，同样是在4.5万年前，居住在那里的人，点燃了人类最早的一堆火，开始了“生火做饭”的日子。
陈凌介绍，新疆吐峪沟出土的酒葫芦上有汉字、有回鹘文；成堆出土的文书里，有14种语言、23种文字；六种不同文化的玻璃器也可以同时出现。在新疆考古中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汉字，在纺织品上汉字也到处可见。在新疆，多种文明曾经交汇。它是丝绸之路的腹心地带，也是民族文化交融、壮大中至关重要的地点——某种意义上，这里是我们许多文化的“源头”。
陈凌撰写的展览序言这样写道：这场展览，正是希望我们透过这些来自新疆的遗存，得以深入了解丝绸之路，进而认知我们真实的文明。
（本报记者 王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