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现场
2022年7月26日，“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
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三国关系发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
青铜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许多地区的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中，青铜器的出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东亚地区的古代青铜器在实用意义之上演化出独特而深厚的礼制和信仰内涵，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东方青铜文明。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以青铜礼器的使用为特色，礼器、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等类別齐全，内涵丰富，青铜器作为先秦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家族荣誉的记录、财富威仪的象征，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格局的重要符号，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韩国古代青铜文化以剑、镜、铃为特色，象征政权和祭祀权的统一；日本古代青铜文化以兵器、佩饰、乐器、生活用具等为代表，广泛涉及礼仪、生活、信仰等各个领域。
本次展览展出中韩日三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青铜器类精品文物约50件（组)，充分呈现了三国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与科技、艺术成就。展览分为三个单元，分别介绍了中韩日三国的青铜文化，通过精品青铜展品向观众呈现出三国青铜文化的异同。
第一单元“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重点展示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几组代表性青铜器。展品器型丰富、品类繁多、精美绝伦，其中的蔡侯鼎、方壶、编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本单元全方位地展示了春秋晚期诸侯国君主墓葬的随葬青铜器以及南方地区楚系青铜器的基本特征和面貌，为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礼仪、外交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二单元“韩国古代青铜文化”重点展示韩国青铜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演进轨迹。韩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器以剑为大宗，在后来的历史时期，青铜器也继续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不同领域，逐渐发展出具有高丽文化特色的独特风格。
第三单元“日本古代青铜文化”本单元重点展示日本古代青铜文化的发展轨迹及其与中国、朝鲜半岛青铜文化的交流。重点展品有青铜铎、宽型青铜矛、鼍龙镜、附铃青铜镯等。
蔡侯青铜鼎（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漆鞘青铜剑
鼍龙镜
此次展览将国博珍藏的蔡侯墓青铜器进行较为全面的集中展示，为观众深入了解先秦礼乐文化内涵和中国青铜文明的礼仪特色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展览中的韩国、日本青铜器，跨越时代较长，器物门类丰富，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两国青铜文化诞生、发展、演进的脉络，使观众透过青铜器造型、功能、工艺的流变，了解韩国、日本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审美艺术特色。展览试图通过丰富的青铜展品体现各国青铜文化的特色，深入解读中韩日古代文明的悠久历史与人文底蕴，并反映出中韩日三国在物质文化生活层面的积极互动，充分展现三国之间广泛存在的交流与互鉴。
展览时间持续到10月9日，展览地点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1展厅。
重点文物介绍：
中国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省寿县蔡侯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壶是蔡昭侯墓出土的2件方壶中的一件，盖顶作镂空莲瓣形，颈部有蟠螭纹，两兽形耳，以四伏兽作足，姿态流畅生动。壶颈内侧有铭文“蔡侯申之滆壶”。
青铜壶是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的酒器类型，从商代沿用至汉代甚至更晚。这件方壶体量较大，气势恢宏，充满了浓郁的复古气息，其腹部所饰田字格纹及颈部略呈梯形的连续纹带，均是流行于西周晚期青铜壶上的装饰元素。
韩国 高丽时代（公元918年—1392年）
韩国忠清北道清州出土
韩国国立清州博物馆藏
此青铜香炉圆腹、带盖、悬挂云形环，是清州思恼寺出土的两件悬香炉之中较大的一件，器身以三条宽弦纹分段。器身上段的宽弦纹之下为插云形提梁附着环，提梁两端呈荷花花蕾状。盖子呈半球形，镂雕出如意头形烟孔，盖顶附有宝珠形钮。这种悬香炉在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尚未发现，是高丽具有独创性的香炉，在弥陀会等场合中与香垸、光明台一起使用。这是迄今发现的高丽时代最大的一件青铜香炉，也是造型非常优美的精良之作。
日本 弥生时代中期（公元前2—前1世纪）
日本冈山县仓敷市真备町妹出土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铜铎是一种铃状的青铜祭器，弥生时代中后期（公元前2—公元3世纪）在聚落中的祭祀仪式上使用。与武器形青铜器的分布状况不同，铜铎主要分布在位于日本列岛中部的近畿地区及东海地区。铜铎各部位的装饰与同一分布区域内陶器及木制品上的纹饰相近，同时，由并排成列的三角形构成的锯齿纹及连续的涡纹等则被认为是独具特色的铜铎纹饰类型。
日本铜铎的祖源可以追溯到朝鲜半岛的小铜铎，日本列岛上最早出现的铜铎承担着乐器的功能，悬提铜铎，通过振动其内部的棒状舌发出鸣响。但是，在弥生时代后期（公元1—3世纪），人们越发重视其外观形象，因而铜铎逐渐向更大型化、更华丽的方向转变。此件兼具乐器、祭器功能的铜铎能够体现出其在功能变化过程中的过渡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