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0岁的英国艺术家白赖恩·陶布力，曾绘制《香港文化遗产》，从365处香港历史建筑和古迹中择50处，由香港大学、九龙钟楼、寺庙、祖屋，直至不起眼的岩层。
他的人生，是一场旅行绘画漫游，遍及世界各地。他在服役军人、艺术教师、舞台设计师、旅行画家、职业艺术家的多元身份中切换，见证过广岛原子弹的残忍，也因为艺术成为战争里的幸运儿。英国、日本、马来西亚和在中国香港的岁月，使他终身“保持着作为艺术家而不是工人的身份”，不断发现和超越自己。澎湃新闻获悉，“昔与今：白赖恩· 陶布力绘画”（线上展览）正在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展出，实体展览也将于秋季揭幕。
今年是白赖恩·陶布力（Brian Tilbrook）定居香港的第57年，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陶布力一直用绘画表达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关系。
1932年，白赖恩·陶布力出生于英格兰，1953年毕业于伦敦伊令艺术大学，1960年代初随英军首次踏足亚洲，先后驻守日本、马来西亚和香港，1965年起定居香港，从事美术教育和艺术和设计工作，1968年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个人展览。身为南岛中学的前美术部主任，陶布力记录了本地文物建筑，借此提高大众的公民意识。1980年代，陶布力是首位以自然手法描绘香港史迹的艺术家，50幅绘画记录了香港历史建筑和古迹。他还是一位舞台设计师，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香港话剧团的主要设计师，制作过100多套舞台设计。
白赖恩· 陶布力的早期作品《丹西巷》以纸本水墨绘画而成。这幅画于1952年在伦敦绘制，展现了他描绘写实都市地貌的才华。陶布力对香港殖民建筑的兴趣促使他在1977年绘制出《旗杆屋》，此画后来成为香港政府委托他创作一系列共五十幅历史建筑画作的契机。
陶布力笔下的历史建筑与古迹，包括《东涌炮台》（1998年）和《麟峯文公祠》（1989年），都是根据细致入微的写生后在画布上以塑料彩绘画而成。这些作品曾被出版成册，纪念香港的历史建筑。
《香港文物遗产》系列完成后，政府新闻处曾将该系列画作展示于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该建筑后来一度用作终审法院。
《愈乔二公祠》（香港文物遗产系列），布本混合媒介，1988年，Elizabeth L. Thomson
及 Kishore K. Sakhrani 惠赠
在城市急速发展下，本地的城市面貌瞬息万变；而随着摄影的普及，细腻的风景画也似乎注定被淘汰。因此，画家与史迹间的互动对本地社会的变迁更显得举足轻重。除刊登于《香港文化遗产》画册之作品外，陶布力的作品也有半抽象画、布本画作及数米长的壁画。
摄于港岛金钟太古广场的白赖恩· 陶布力壁画《蓝》，摄影：Frank Fishbeck
陶布力的半抽象和抽象画让他得以追求更高的设计自由及脱离具象主题的限制。他感受到如今自然与人工两种环境皆面临重重威胁，于是在抽象绘画之中结合了熟练的画技和色彩理论的知识，表达这些威胁为他带来的压迫感。
展览举办之际，陶布力回顾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其中日本广岛和中国香港的两段岁月，都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也参与并见证了香港从“文化沙漠”发展至今的变迁。
白赖恩·陶布力口述
一、广岛之恋
（1960年代）当我完成了学业，我和其他九个朋友入伍了。因为在运动中受伤，我推迟了两周入伍。
我的九个朋友分别被派往军事城镇奥尔德肖特，甚至是更糟糕的卡特里克，一个远离文明的深山野岙军事城镇。我去了日本，只身一人。
我被派往吴市工作。吴市距离广岛约15分钟，那里本来是投放原子弹的目标，也有舰艇和部队和一切军事设施。广岛只是一个和平的城市，有一百万人过着平凡的生活。但当时的指示是，如果吴市上空有云，便飞到广岛上空，然后投下炸弹，我在这次展览中有一幅画，非常关注原子弹、孤儿等等。
我爱上了广岛。在广岛过的周末很开心，星期天在一家叫Mushka的咖啡店里度过，它拥有令人惊叹的播放音乐的设备。我进去点了咖啡、蛋糕和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和朋友可以在那里过一天。
我在吴市的工作，对人们尤其军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我在那里花了整整一年设计舞台布景，组织艺术学会，建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剧院，并在晚上为士兵提供娱乐活动。我组织了所有与英国教会在日本当地有关的视觉艺术活动，设计杂志，写影评，我拼命地干活，六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
军队对一切都有规则，甚至要把煤涂成白色。可是，如果他们想要什么，会竭尽全力，又丝毫不担心破了规矩。
有个下雨天，我决定从营地步行到吴市。我带着雨伞。在部队里，身穿制服携带雨伞的人，不能随意走动。我一路走，迎面而来一名位高权重的将军，他停了下来，以一种近乎咆哮的语气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陶布力，长官。”“哦，是的。好的，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就离去了。我想，这太荒谬了。他正想大声训斥我，几乎要体罚我了。我回去以后得知，那天他刚刚签了合同，想请我画四幅以游艇为题的画，放在游艇会的主房间，他是游艇会的主席。
所以当我回首往事，直到今天，我作为国民服役的一员，真的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我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里都感到愉快，当中夹杂了战争带来的伤痛，以及日后承受的心理包袱。
国民服役结束后，我开始了我的第一份艺术老师的工作。我非常幸运，从来没有通过面试来获得工作机会，第一份工作也毫不例外，是校长邀请我去聊天，我随身带了艺术作品集，我们花了20分钟谈论日本和我在那里的经历。原来我的背景，和学校前艺术部主任很相似。于是，我就开始了这份愉快的工作。学校位于米德尔塞克斯，在美丽的乡村的边缘。年复一年，我在那里愉快地教书。
（之后，陶布力前往马来西亚，继续从事艺术教职。）
马来西亚吉隆坡充满了想要制作音乐、画画和唱歌剧的人，我恰好在这时来到了这里。英国文化协会举办的艺术展览为我在接下来的一年开了个好头，我开始涉足各种艺术有关的事情，我也重新开始舞台设计的工作。
有一场表演，给了我很好的理由画更多舞台布景。那出萧伯纳歌剧，最后一幕在艺术画廊。我把所有的画放在画廊，也都卖掉了。
教学收入不高，我就依靠卖画。这次经历，让我整理了人生，令我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要教书维持收入，我要画画因为我喜欢，做舞台设计，因为那是我生活中特别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妻子，结婚了。我们去日本度了蜜月。我带着妻子回到了广岛，去了Mushka咖啡馆，点咖啡和蛋糕，还有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这感觉很棒。
当然广岛也有严肃的一面，因为我来得够早，真正体验到原子弹的威力。那年我在日本看到最可怕的事，是桥墙上的一个人影，那个人已经被原子弹的威力分解、消失了，只剩下影子，非常清晰地印在墙上。当我蜜月重返时，他们把桥搬走了。我们参观了建成的博物馆，展览讲述了原子弹的可怕影响，其中，有我作为国民服役人员见过的那座桥。
二、50处香港建筑遗产
（离开吉隆坡，陶布力定居香港至今。）
我对香港的第一反应并不好，尤其因为在信念上的差异，那是个文化沙漠，虽然现在这样说的人很少，但我在香港的早期，每个对艺术相关活动感兴趣的人都会这样说。艺术家、展览、演奏会很少。
我去了英国文化协会，说自己刚刚在吉隆坡举办了一场由艺术委员会和英国文化协会赞助的展览，问香港有类似的活动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但过去几年关闭了，那里举办过亨利·摩尔的照片展，没有其他的了。于是我离开了协会，想到将在香港开始一段孤独的旅程，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年里。
香港大会堂有一个奇怪的系统，如果你想要举办一个展览，你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帽子里，然后画廊管理者会抽出名字，有些人抽中了一日展，有些人抽中了三日展，在我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活动中，我得到了一周的展览。
但真正让我立足香港的是本地的业余歌剧社。当时在上演一部歌剧，布景的舞台设计师却离开了，歌剧社的职员来找我，问我能否为他们设计布景。
那时，我要赶快适应香港的生活以及建立我的艺术画廊，却只有一个美术教室，不是画廊，那是一种军用的铁皮棚屋，热气扑面而来，待在室外比在美术室凉快，但我不能开电扇，因为会吹飞孩子们的画纸，而且颜料也是粉末状的，我为此苦苦挣扎。如果我答应设计舞台，这将是我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出，我要给出精彩的成果，所以做了伦敦塔的前景，用鹅卵石覆盖了香港大会堂的舞台。
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而我最受益的地方之一，是当晚的观众席里坐着3个人，有香港文华东方酒店的公关，正在寻找艺术家做短期项目；还有英国航空公司的人员，想邀请艺术家自由创作与旅行有关的艺术品，作为答谢旅行社的礼物；还有一位国泰航空宣传部人员，想邀请一位代表国泰航空的旅行艺术家，带着全家飞往国泰航空覆盖名单上的任何国家，我看到大约有十个不同的国家，我免费去遍了那些国家，可以画任何我想画的，没有人命令我要画泰姬陵，我只是被要求带回一幅可以放在国泰航空办公室的画。
从上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每年我都会接受人们的艺术委托，所以我一直很忙，全职教学、三个孩子的全职父亲、全职戏剧设计师和画家，每隔一段时间我也会在新创建的艺术中心举办十日展览。
《屏山聚星楼》（香港文物遗产系列），复印本（版本2/20），1988年，Elizabeth L. Thomson 及 Kishore K. Sakhrani 惠赠
我接受政府的委托，为《香港文化遗产》一书创作50幅画。政府想鼓励人们认真对待文化遗产。他们给了我一份清单，列出了365座不同的寺庙、祖屋，譬如香港大学、九龙钟楼，有时还有不太有用的岩层画，我从365座建筑物中选择自己想画的50个，而不是画指定的50个，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份委托，是委托方指定内容，每次我都可以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我保持着作为艺术家而不是工人的身份。
有时我像一个画画机器，有时我会带着对某个地方的兴奋心情画。之后，我对写实绘画的兴趣逐渐减退，慢慢地但肯定地，半抽象的作品已经开始作为一个实验潜入我的艺术风格。
（口述部分整理自展览视频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