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行政惰性强。但凡是痼疾，大多都是存续多年而未解决的问题，这与行政惰性则密切相关。所谓行政惰性，是指行政系统习惯于按部就班，对外界事物的变化缺乏敏感性，不愿意积极主动作为，即便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迫应对，也惯于用常规方法去应对——哪怕这个方法经常被证明是无效的。
以上罗列的各个问题基本都如此。北京“难站”现象被曝光过多次，但每次都是按“常规”整改，比如交通部门对周围的交通秩序做一些调整，火车站管委会临时加强一下力量，劝导一番。过后反复如初。
再如违建、黑车等问题，主管部门常以执法力量不足等各种理由“搪塞”，一旦舆论倒逼，也还是“常规”程序整顿那一套，政府部门几乎没有自我变革的动力。实在不行了，也仅仅是通过增加行政力量，而非依靠政府变革提高行政效率来解决问题。
据笔者实地调研，北京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聘用的协管人员，以及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雇佣的行政辅助人员，数量远超正式行政人员。然而队伍膨胀的同时，治理效果并未增强。
三是治理方法简单而难持续。在南站变“难站”问题的治理上，相关部门采取的方法基本都比较简单。
看新闻可知，昨日，市交通委、北京铁路局、丰台区政府、北京南站管委会等多部门迅速行动，在北京南站召开现场会，研究运输保障、交通秩序治理和服务提升等措施。这种舆论和政务互动的速度，实话说还是不错的。
但话又说回来，作为临时性地回应舆论监督，短时间内控制问题的措施，这种偏运动式治理的做法并无不可；“风声”过后，“难站”现象是否还会反复，有待观察。毕竟，“常规”地看，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不可能总是集中在北京南站。一旦注意力转移，临时调配的行政力量也将分散。
从根本上说，治理不够精细，不仅体现在方法简单，还在于制度建设不健全，导致简单方法不可持续。当然，因为方法过于简单而出现的过度治理，使其与以人为本理念背道而驰的现象，也是常有的事。
概言之，首都治理之粗糙、不精细，是多个矛盾的集中概括。一方面，，城市痼疾多而普遍，人们的城市体验比较差；另一方面，管理部门要么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要么采取简单而难以持续的运动式治理方法，同样制造出不适感。
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城市治理过于僵化的缘故，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城市治理的要求。
城市变革
其实，北京南站的治理，乃至其他城市痼疾的治理，并非无解。今年7月份，笔者及团队刚结束在北京平谷20天的田野调研，其被称作“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经验，或许就值得首都治理痼疾借鉴。
所谓“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就是说，街乡一旦发现什么问题，只要“吹声哨”，就能唤来各个委办局，集中前来“会诊”。之所以说它具有参考意义，是因为它蕴含了解决城市痼疾的多个关键环节：
首先是属地管理。近些年来城市治理中的“条条专政”现象越来越明显，大量的治理权（主要体现为执法权）掌握在部门手中。诚然，这对提高城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避免地方政府滥权，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它也造成了执法权分散，地方政府的管辖权无法得到完整实现。
最典型的是，地方政府往往面临权责不对等的困境，在承担属地责任的同时，在诸多治理领域缺乏治理权。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则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本质上是赋予属地政府召集权和考核权，让属地政府能够即时召集上级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反观北京南站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无论是执法部门加大违法打击力度，对南站周边道路实施长时间、多点位、全模式的联合执法，都属于市政府协调、而非车站管委会（属地管理部门）召集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联合执法哪怕是长时间的，也必定是临时性的举措。其结果很有可能是见好就收、反复如初。而如果真正赋予属地部门召集权，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解决治理需求。
其次是源头治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前提是对城市痼疾进行全方位的“清理”，地方政府需积极主动地梳理出辖区各个治理问题，对问题点的分布、表现、类型、原因等进行梳理，形成问题清单。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针对性地梳理政府部门的权责清单，将各部门权责对应到需治理的问题中去。
说白了，这是两种思路：一种是日常主动发现问题、寻找解决方法；一种则是平时相安无事，等待危机倒逼。
思路转换
火车站治理之所以是城市综合症，有其客观原因。因人流量大、设计部门多，导致其灰色利益空间比较大，治理难度也就比较大。
但平心而论，火车站收纳的各类问题，如黑车、出租车议价、交通拥堵等，几乎都有相关治理措施和主管部门，但为什么还解决不好呢？
关键原因在于，主管部门并不能完全解决任何一个问题，而需要部门配合。但实际操作中，非主管部门如无上级协调，很容易推诿。
但如果能够换一个思路，通过问题清单和权力清单的设置，明确非主管部门也对城市痼疾负有治理责任，并赋予属地部门召集权，就有可能从问题的源头（而非行政逻辑）解决城市痼疾。
最后，是系统治理。首都城市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不在于城市治理体系不科学，而在于体系运转机制有问题。以平谷区为例，“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看似是一个极小的改革，却基本上解决了其延续多年而无解的盗挖金矿、砂石盗采等问题，不能不说是系统治理的成功。
其核心是，在保持原有的城市治理体系、不增加行政人员的情况下，通过合理调整条块关系、科学调配人员，实现城市痼疾的源头治理。
相较于此，火车站管理体制复杂、牵扯部门多、职权分散，人员复杂、问题多样、执法风险高，相对于普通的城市治理，更需要提高系统治理水平。
可见，欲解决首都城市治理粗糙的问题，亟需一场城市变革。这个变革，首先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变革。“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不仅仅要让城市成为增长机器，更要让城市成为美好生活的栖息地。
当前，不少城市为了提高治理水平，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敢于通过治庸问责、“最多跑一次”等对行政体系进行自我改造。这对于北京南站的治理，无疑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笔者调研发现，北京行政系统还相对比较保守，对市民需求的回应能力也比较差，很多市政服务都落后于市民需求。
毋庸讳言，首都社会治理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不断输入治理资源、不断膨胀行政机构，暂时得以捂着、盖着，但期待积攒不爆，不是长久之计。欲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绝不是简单地增加行政资源，而是要科学设计城市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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