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案已成为“美国传统”？
部分旧法律失效，新法律因两党分歧“难产”，现行法律作用有限，枪支暴力频发不止
“枪声和恐慌笼罩着美国刚过去的周末。”当地时间7月19日，美联社写道。
7月17日晚间，美国印第安纳州格林伍德市一家商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4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前一天晚些时候，美国休斯敦一处公寓大楼发生枪战，目击者看到几人在争吵后互相开枪，导致4名年轻人死亡。
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所说，“美国的枪支暴力已经让许多日常场所沦为杀戮场。”
从纽约州布法罗的杂货店，到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的小学，再到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市游行路线，美国民众日常熟悉的地方，如今都成了大规模枪击案的事发现场。
枪击案频频发生，不少美国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控枪立法。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前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两党安全社区法》，这是近30年来首个枪支管控方面的重大立法。上一次国会出台控枪法案还是在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了《联邦攻击性武器禁令》，但该法案有效期仅有10年，早已于2004年失效。
尽管美国两党终于在长期拉锯博弈后在控枪方面取得突破，但其效果或十分有限。专家指出，两党仅在较窄范围内达成妥协。另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78%的调查对象对该法案能否有效减少枪支暴力持怀疑或否定态度。
自公民持枪权写入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以来，持枪自由一直被视为美国民众个人最重要的权利之一，200多年过去了，枪支管控的立法变得愈发艰难。
如今的现实是，部分旧法律已然失效，新法律因两党分歧“难产”，现行法律作用有限。枪支暴力频发不止，一个又一个美国民众倒在枪口之下。
合法的枪支
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朱莉·莫里森(Julie Morrison)陷入了疑惑。
美国“独立日”上午，莫里森原本坐在车里，向海兰帕克市参与游行的民众挥手致意，她的孙子孙女们簇拥在她的车旁慢慢走着。伴随着音乐和挥舞的旗帜，欢庆游行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枪声响起。
21岁的罗伯特·克里莫在附近的一栋商业大楼屋顶，向街上游行的民众开枪，游行队伍乱作一团，莫里森马上跑往附近安全的地方。
莫里森渐渐缓过神来。据《纽约时报》报道，作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在其立法生涯中，打击枪支暴力一直是她的优先事项，莫里森还是伊利诺伊州“红旗法”的主要发起人，该法律的作用正是避免让危险的人拥有枪支。
看着海兰帕克市遭遇大规模枪击后的场景，莫里森不禁问道，“为什么在全美枪支法规最严格的地方之一，还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克里莫被抓获之后，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他更多的购枪细节。尽管克里莫的行为曾不止一次引起警方的注意——一次企图自杀、一次威胁杀害全家，但他还是在2019年12月获得了持枪执照，并接连合法购买了5支枪。
不光克里莫一人如此。袭击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生命之树”犹太教堂的枪手、闯入布法罗超市的枪手以及得州尤瓦尔迪市小学枪击案的枪手，都是通过合法渠道购买枪支。美国司法部下属的国家司法研究所综合调查显示，1966年至2019年，77%的大规模枪击案凶手都通过合法渠道购买了犯罪中使用的武器。
美国大都会州立大学(Metro State University)刑事司法教授詹姆斯·登斯利(James Densley)还注意到，在最近的大规模枪击案中发现，许多枪手都没有犯罪记录，可以合法购买枪支，如果是未成年或刚刚成年，他们还会从父母那里获得枪支作为礼物。很多人都喜欢AR-15和AR-47等长枪，而这些型号的枪支经常作为大规模枪击案中的犯罪武器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个国家的现实是，任何想要伤害自己或他人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用合法手段获得枪支。”弗雷德·古滕贝格(Fred Guttenberg)说。他14岁的女儿在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中丧生。
管控力有限的州法律
美国共有50个州，各州对枪支管控的力度不尽相同，如果说枪手在枪支管控宽松的得克萨斯州合法买到枪支尚情有可原，但伊利诺伊州以枪支管控严格著称，克里莫如何在该州合法购枪，就成了下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
根据伊利诺伊州的法律，如果持枪者被认为会构成威胁，当局有几次机会进行干预，例如在申请持枪许可时，当地警局需要审查其过去的重罪定罪记录、药检情况和精神疾病问题，随后将资料提交给州警察局进行电子和人工检索，确定其是否符合持枪资质。
但克里莫依旧合法地拿到了枪。
克里莫申请持枪执照时只有19岁，解释过此前的不当行为后，他在父亲的担保下顺利取得持枪执照。《芝加哥论坛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父亲在帮助克里莫申请持枪执照时，并未和克里莫住在一起，他也不清楚克里莫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
面对执法机构是否足够重视克里莫持枪背景核查的质疑，伊利诺伊州警察局局长布伦丹·凯利(Brendan Kelly)表示，他认为警察局在处理克里莫的信息时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当时没有法律证据能够证明克里莫是一个明显且迫在眉睫的威胁，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拒绝向他发放持枪执照。
退一步来看，所有审查程序都得到了遵循，克里莫持枪执照被拒绝的概率也很小。根据伊利诺伊州2021年的审计报告数据，2018年至2019年，该州共有近60万份持枪申请，其中只有不到4%的申请被拒绝。
即便克里莫合法获得了枪支，但在显露出危险迹象后，伊利诺伊州的“红旗法”也可以授权法官下令暂时收走他手中的枪支。可这项法律并没有在克里莫的案子里被触发。
“红旗法”生效需要相关亲属、室友或执法人员通过向当地巡回法院提交申请，并提交某人构成威胁的证据。法官同意后，将允许执法人员没收被视为危险人物的枪支和持枪执照。然而，“红旗法”被引用得并不频繁。据美联社报道，伊利诺伊州在2019年提交了34份枪支限制令，2020年仅有19份。
这并非因为枪手会隐藏行迹。根据非营利组织“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的数据显示，至少56%的大规模枪击者事先都出现了至少一个危险的警告迹象，但这种迹象往往会被身边人忽视。
这主要与家属或朋友的主观情感有关。登斯利对《每日新闻》表示，人们通常认为大规模枪击的凶手是一个局外人、一个疯子，甚至是一个怪物，他们代表着纯粹的邪恶。没人能想到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莫里森也承认，某些枪支法律的有效性往往受到人们相关反应的限制，人们是否向警方通报其朋友和家人令人担忧的行为，这在立法限制范围之外。“我们只能提供工具，这是个人选择问题。”《纽约时报》指出，这一可怕的枪击事件或暴露出各州层面枪支管控法律的缺陷——在最终取决于警方、家人和身边观察人士判断的体系中，即便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也存在局限性。
另外，从整体来看，各州枪支管控力度的不同也会被人“钻空子”。美国枪支暴力研究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拉斯金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罗恩·阿维·阿斯特(Ron Avi Astor)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各州间的距离和民众跨越各州的能力，仅靠各州自己立法管控枪支显然无法解决问题，民众可以专程到法律宽松的地方买枪，就像人们总是一窝蜂跑到拉斯维加斯赌博，这也凸显了追求联邦层面控枪立法的重要性。
难以推进的联邦法
一旦将控枪问题摆到美国国会的台面上，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棘手，社会安全保障问题演变成自由权利之争，甚至激化成两党的政治斗争。
这还要追溯到美国独特的枪支文化。
当美国仍属英国殖民地之时，13个殖民州中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拥有枪支，这些枪支最终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派上了用场。在起草宪法期间，美国形成了两派，即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联邦党人认为常备军队足以保护宪法规定下的自由，而反联邦党人希望更多赋予民众权利。
出于安抚两方的目的，1791年，美国宪法的十项修正案被批准通过，其中第二修正案中写道，“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一个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就此，美国从宪法层面上保障了美国民众的持枪权。
美国枪支文化真正在社会上扎根还是在内战之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撰文指出，市场营销、种族主义、恐惧以及政治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枪支的异常泛滥。拥有盈余枪支的制造商开始寻找和平时期的客户，电影、广告开始营销步枪能够培养男子气概。另外，奴隶制的终结催生了武装团体的形成，非裔群体试图用枪支武装自己，白人至上主义者则试图用枪支恐吓他们。
在第二修正案通过100多年后，枪支暴力相关的黑社会犯罪引起美国社会极大动荡与不安。此时，美国国会才通过了第一个全国枪支管理法案。
1934年，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全国枪支法》(The National Firearms Act，NFA)，对指定枪支的制造、销售和运输加以征税，以限制武器转让。四年后，罗斯福又签署了《1938年联邦枪支法》(The Federal Firearms Act，FFA)，其中要求所有与枪支有关的企业必须持有联邦枪支许可证。
国会再次将枪支管控问题提上日程是在30年之后，继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其弟弟罗伯特·F·肯尼迪以及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后，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推动了《1968年枪支管制法》(the Gun Control Act of 1968，GCA)的通过，GCA废除并取代了FFA，该法案对持枪者的年龄进行了限制，禁止重罪犯、精神病患者购买枪支，对枪支行业也进行了更严格的监管。
然而，令控枪派失望的是，在联邦立法上刚刚迈出步子的国会，转而走了几步回头路。1986年，《枪支拥有者保护法》(Firearm Owners Protection Act，FOPA)在国会获得通过，该法案得到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支持，软化了从事枪支销售服务的定义，放松了对弹药销售和转让的管制。
随后，控枪立法迎来了一次小高潮。1993年，《布雷迪手枪暴力预防法》推动了枪支购买的背景审查，并帮助建立了全国即时犯罪背景调查系统(NICS)。1994年，克林顿签署了《联邦攻击性武器禁令》。但自此之后，再无枪支管控联邦立法得到通过，直到2022年6月24日(当地时间)，《两党安全社区法》的出现。
其实，联邦层面的枪支立法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政治学教授罗伯特·J·斯皮策(Robert J. Spitzer)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印象较深的是1934年的法案，这项联邦法案对全自动等武器进行了限制，有效地阻止了全自动武器的普遍流通。
再如《布雷迪手枪暴力预防法》，阿斯特指出，在该法案之下，美国的突击步枪和多管射击枪的数量大幅下降，美国枪支暴力事件也确有减少。
但遗憾的是，纵观美国国会的立法历史，几乎每次总要间隔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通过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联邦枪支管控法案。
两党的博弈
拖慢枪支联邦立法进程的正是两党之间根深蒂固的分歧。
几乎每一次枪击惨案发生之后，民主党人士就会掀起一股控枪立法浪潮，从提高购枪年龄门槛到禁止攻击性武器。而保护个人持枪权利的共和党人，则会指责民主党想要剥夺民众的合法权利，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放松管制，提议给老师、校园工作者配枪，声称“能够阻止持枪坏人的是持枪的好人。”
其实，共和党主张的观点并没有数据支持。哈佛大学研究了1.4万起涉枪犯罪后发现，真正出于自卫目的的枪击远少于1%。阿斯特表示，多数发生大规模枪击的学校，现场都有武装警卫或警察，得州小学也是如此，但当枪手拿着AR-15进入校园时，现实情况是人们会因为感到害怕而不敢与其发生正面冲突。
在两党就控枪的博弈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两党行动与美国国内民意的背离。
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90%的民主党选民支持对持枪人的心理健康进行评估，支持这点的共和党选民占85%；92%的民主党选民认为应该进行购枪背景核查，也有70%的共和党选民持相同意见。美媒Vox指出，这些数据表明，其实许多枪支管制政策都得到了大多数美国民众的支持。
即便如此，两党也没有加快立法的脚步。阿斯特指出，这也是多年来令他非常困惑的地方，他不理解为什么共和党不跟随选民心意，推动枪支管控。
“对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控枪对于共和党而言是个政治问题，他们让步会让民主党看上去更胜一筹，所以他们尤其希望在选举前保持强硬，不愿意冒着失去选票的风险推进控枪。”阿斯特说，美国民众在枪支问题上并没有那么多分歧，分歧主要在政客之间。
此外，围绕枪支形成的利益团体也在对立法进程施加影响。2013年，在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的几个月后，国会试图通过一项扩大购枪背景调查的法案，由于多数共和党人和少数民主党人的反对，该法案未能通过。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讲，将矛头直指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自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民权维护组织”。据BBC报道，NRA主张枪支越多，国家越安全。
除NRA之外，类似反对控枪的利益集团还有全国持枪者协会、全国射击运动协会、全国枪支权利协会等。这些利益集团也都为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提供政治捐款。
政治博弈、团体游说以及枪支在美国文化中的独特意义，多方因素综合之下，推进枪支管控变得难上加难。
谈及美国控枪的未来，阿斯特显得十分犹疑。他表示，从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枪支管控和堕胎等方面的决定来看，他们对法律的解读非常严格。“许多人都为枪支立法感到担忧，未来充满不确定，一切都有待观察，我们只能等到事情真正发生后，再看如何解决。”
A10-A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栾若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