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为何乏善可陈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在中东执行“一边倒”政策，在海湾地区组建“阿拉伯版北约”，联合海合会六国、约旦和埃及制衡伊朗；在东地中海地区停止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偏袒以色列，将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鼓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加入反伊朗大合唱，支持沙特和阿联酋等反穆兄会联盟，制衡土耳其领导下的亲穆兄会联盟。特朗普执政四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对中东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漠不关心，使区域内危机四伏。
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尝试“填坑”，承诺重返伊朗核协议，推动“两国方案”，结束也门人道主义危机，解决中东难民问题等。然而，100多天去了，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仍未成型，中东安全赤字、发展赤字和制度赤字依然如故。尴尬的现实是，美国既不想看到中、俄、伊朗等非西方大国“稀释”美国在中东的主导权，又没有能力将中东地区的盟友组织起来。
二战结束以来，中东与欧洲和亚太一道，成为美国全球三大重点地区。今年是冷战结束30年，“9·11”事件爆发2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10年。过去30年，美国打着“改造中东国家、推广美式民主”等旗号，在中东地区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并对叙利亚和伊朗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的干涉主义，并未给中东地区带来真正的民主与和平。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原有秩序遭破坏，而新秩序尚未建立完成，中央政府缺乏权威，动荡国家沦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自身深陷泥潭难以“体面”脱身，而这些国家的普通百姓则成了美国干涉主义的最大受害者。
热点问题的应对暴露美中东政策“两面性”
当前，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等传统力量，以及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亚洲大国都与中东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安全、政治、经贸和能源联系，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阿联酋等实现了群体性崛起，中东多极化初现端倪。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承诺将以积极的姿态重返中东政治舞台，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但在政策上却具有“两面性”。
第一，拜登政府一方面需要中、俄等大国的支持，共同解决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朗核问题等，结束中东乱局；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又将中俄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一再损害中俄利益，在亚太和欧洲地区频繁“秀肌肉”。这一做法削弱了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影响了大国在中东战略合作的深度，也使拜登政府建立中东新秩序的目标大打折扣。
第二，拜登政府多次提出要重返伊朗核协议，却不愿解除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伊核协议是联合国安理会核准的多边协议，美国于2018年5月单方面“退群”，利用国内法对伊朗实施“长臂管辖”和极限施压。达不到目标后，拜登政府又希望利用多边制度约束伊朗，阻止其拥核崛起。拜登一方面释放与伊朗和解的信号，另一方面又于今年2月对叙利亚境内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多处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和设施被毁。拜登政府对伊政策的自相矛盾，增加了伊朗政府的疑虑，伊朗至今不愿意和美国直接会谈。
第三，在巴以问题上，拜登政府提出以“两国方案”推动中东和平，承诺恢复对巴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提供2.35亿美元。同时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没有改变，默许以色列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并继续实际控制戈兰高地，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美国希望在维持与以合作存量的基础上，恢复与巴勒斯坦的外交接触，推动中东和谈，貌似左右逢源，实际重以轻巴。
开展安全合作却做不到“平视”盟友
特朗普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简单粗暴，缺乏延续性和制度化安排。拜登上台后，美国试图通过联盟将各种积极力量调动起来，恢复美国的中东主导权，防止俄罗斯、伊朗等非西方大国做强做大。然而，美国的中东盟友普遍感到焦虑。拜登政府一方面借助盟友的力量，开展务实外交，弥补美国实力不足的缺口，另一方面又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推行价值观外交，干涉盟友内政，甚至想“改造”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国。务实外交与价值观外交这两个政策常常相互打架，拜登政府既利用又打压的做法已引起盟友的不满。
二战结束以来，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忠实盟友，两国通过“以石油换安全”形成了共生关系。沙特是美国军火的主要买家，在全球能源交易过程中沙特维护了石油美元的地位，也是美国打造“中东战略联盟”的核心成员。然而，拜登政府一方面倚重沙特，另一方面又以民主卫士自居，对沙特国内政治横加指责。2月份，美国情报机构公开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的调查报告，认定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批准了这一暗杀行动，拜登称美方将追究“侵犯人权”人员的责任，令沙特极为不满。
冷战结束三十年来，阿联酋与美国步调保持一致，支持了美国在中东几乎所有军事行动。然而，拜登上台后，美政府以阿联酋等国卷入也门战争、造成人道主义危机为由，暂停对阿军售，引起阿联酋的疑虑。直到4月14日，拜登政府才向国会表示，恢复向阿联酋出售230亿美元的军火，包括F-35A战机、MQ-9B无人机等，但美国国内对阿联酋的批评仍不绝于耳。
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北约成员，土耳其一直是美国应对中东难民危机、平衡俄罗斯影响力的重要抓手。然而，拜登政府认为土耳其已偏离方向，脱离了西方为其设定的所谓“民主化”发展轨道。近年来，土耳其战略自主意识增强，要求与美国和欧洲大国平等对话，提出“蓝色家园”计划，在叙利亚、利比亚、高加索、东地中海等热点问题上依据国家利益而不是西方的意志制定外交政策，受到拜登政府批评。
总之，随着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东升西降，中东地区出现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共存、域外大国与地区大国共治、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生的局面，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可能由美国一家说了算。
拜登政府试图重塑中东领导地位，但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结束中东地区冲突问题上，拜登政府对中东地区形势复杂性缺乏认识，未能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体地位。从全球来看，美国在中东寄希望于中俄帮助其恢复主导权，却又将中东视为其策应与中俄战略博弈的舞台，实际上自相矛盾。拜登离不开中东地区盟友，又有所谓“民主洁癖”，不愿意“平视”合作伙伴，甚至居高临下，对盟友内政说三道四。拜登政府既想与伊朗重归于好，又常常受制于国内压力，举棋不定，甚至将伊朗领导的中东地区什叶派力量视为眼中钉。这些都决定了拜登的中东政策事倍功半，乏善可陈。
(作者：孙德刚，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