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商报》网站8月19日发表题为《美国错误地插手香港抗议活动》的文章，作者为德国《经济周刊》前主编斯特凡·巴龙。文章称，1970年美国对反对越南战争的人制造的所谓“肯特州立大学惨案”或1992年洛杉矶骚乱中使用军队和国民警卫队，表明了美国政府是如何严厉维护公共秩序的。同一个美国现在却敦促香港和北京保持克制。与此同时，它自己却通过建议、行动和金钱来煽动冲突。
文章称，这是观察世界政治时一再被证实的一个令人悲伤的等式：知道得越少，偏见就越严重；偏见越严重，世界就越简单。
根据广泛传播的有关香港骚乱的报道，那里热爱自由的“示威者”和“活动分子”利用他们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去“保护”自己城市。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蒙面年轻人拿着石头、弹弓、燃烧瓶和铁棒与警察发生暴力巷战，他们还垒起路障，强行闯入立法会，摧毁了会议大厅，在那里挂起了前殖民宗主国英国的国旗，瘫痪国际机场，扣押、捆绑并折磨可疑人员，甚至最后还阻挡医务人员施救。
叛乱头目之一、22岁的黄之锋日前把香港的情况比作1989年民主德国的情况。文章指出，与民主德国不同，香港无疑仍是一个法治社会。根据著名的美国“世界正义工程”组织最新的“法治指数”，香港在126个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6位，排在老牌民主国家法国（第17位）和美国（第20位）之前。
文章称，在至今已持续数月且越来越激进的对抗中，执法人员对违法者采取行动时其实是把暴力维持在最低限度，而不是过分地使用暴力。正是因为这一点，迄今没有发生死亡事件，严重受伤者也很少。
在美国，这样的骚乱可能早就被镇压了。1970年美国对反对越南战争的人制造的所谓“肯特州立大学惨案”或1992年洛杉矶骚乱中使用军队和国民警卫队，表明了美国政府是如何严厉维护公共秩序的。
文章称，同一个美国现在却敦促香港和北京保持克制。与此同时，它自己却通过建议、行动和金钱来煽动冲突。过去几年，这个中国南方港口大都市的“反政府分子”从美国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捐赠。
最大的捐赠者之一、美国国会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12年的调查报告中描述了自己的捐赠目的：“发展公民、尤其是大学生更有效地参与政治改革公开讨论的能力。”现在，我们在香港街头可以看到这种民主辅导课的结果。
文章称，香港骚乱爆发前不久，美国现任国务卿、中情局前局长迈克·蓬佩奥和国会高层人员在华盛顿亲自接见了主要的香港反政府分子。
最近，在骚乱期间，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部主管会见了黄之锋和其他骚乱头目。从这位女主管的职业生涯看，她可能服务于情报部门。她没有提醒这些人保持克制。无论如何，自那以来，香港街头暴力的强度是增加而非减弱。
文章还称，美国政府试图把此次会晤淡化成日常事务。但是，与一场运动的头目会晤绝不是日常工作事务——这场运动的支持者数周来几乎每天都在和警察发生巷战，高喊各种口号，或暗或明地怀有颠覆思想或分裂意图，从旗杆上扯下国旗并举起星条旗。
文章认为，美国的做法违反了《维也纳公约》。该公约禁止外交官干涉驻在国的内政。不把香港的事件理解为划时代的中美地缘政治冲突的一部分是幼稚的。唐纳德·特朗普把对华贸易协议问题和北京“人道地处理”香港问题挂钩，但对印度中央政府突然取消赋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只字不提，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