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来参加了许多学术研讨会，谈到中国与他国的双边问题时，不免谈到美国因素，有时美国因素成为会议主题，似乎消除美国因素是解决双边问题的灵丹妙药。其实，泛化美国因素或放大美国因素，不利于我处理双边问题。
我们已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但不可避免我们同一些国家存在这样那样的双边问题。这些双边问题不外乎分为四类：领土或海洋权益争端、贸易摩擦、历史问题和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
这四类双边问题并不是我们同他国关系的全部，而是双边关系的局部问题。它们大多数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比如领土或海洋权益争端、历史问题；有的是结构性问题，比如贸易摩擦；有的则是认知落差，比如人权问题等。这些问题短时间难以彻底解决，我们需要战略耐心，更多是通过双边渠道，而不是关联第三方因素，比如美国因素来解决。
我们的邻居——越南，曾经与我们存在陆地边界领土争端，但通过多轮友好协商谈判，双方在1999年12月30日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解决了这一争端。虽然目前中越仍然存在南海岛礁主权争议，但这种争议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近年来，美国通过所谓自由航行计划、防务合作、资金援助等手段，不断拉拢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但中越关系始终没有偏离正常轨道。不仅如此，疫情期间，中越贸易不降反升。根据越南工贸部的统计，截至11月底，中越双向贸易额达1170.9亿美元，其中越南对中国的出口额为431.45亿美元，同比增长16%；越南从中国的进口额为739.45亿美元，同比增长7.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月和11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相继访问越南，再度试图拉拢越南抗衡中国，但未果。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将越南列为汇率操纵国，试图继续迫使越南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显然，越南不可能做到与中国“切割”，毕竟中越之间拥有更加广泛的利益。
中越关系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一个缩影。东南亚作为沟通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咽喉地带，地缘地位凸显，特别是在中美博弈日益升温的背景下，东南亚的角色显得十分重要。对东南亚来说，美国因素只是对冲中国日益上升影响力的一张牌，但绝不是由美国因素决定东南亚的外交方向。
2020年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大年。2020年是中国分别与缅甸、越南和印尼建交70周年，也是中国分别与泰国和菲律宾建交45周年，中国与新加坡建交30周年。受疫情影响，一些大型线下庆祝活动被迫取消，但是线上的庆祝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在疫情期间，中国与东南亚投资和贸易双向逆势上扬，双方开创了“绿色通道”和“快捷通道”新模式，成为地区卫生健康合作的典范。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部分高官不断访问东南亚，拉拢这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脱钩”，但收效甚微。
不可否认，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双边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国家奉行大国平衡战略，不选边站队符合自身国家利益。中国与这些东南亚国家打交道，秉持求同存异理念，聚焦合作，最大限度挤压美国离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操作空间，降低美国因素的影响。
我们与印度也存在边界领土争端。自2017年中印发生洞朗事件以来，印度和美国各取所需，建立了2+2对话机制。但印度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因为不结盟是其外交重要原则，与俄罗斯关系是其外交传统。针对争端，中印两国领导人都一再强调要有效管控和处理分歧，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中印边界问题解决方案。而构建合法、高效、稳妥的中印边界争端解决机制，是实现中印两国领导人这一愿景的重要保障。这一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中印双方的共同努力，而不是美国因素。
总之，美国因素是中国与他国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常数，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算是关键变量。这就需要我们在处理与他国双边关系的时候，更加聚焦对方的核心关切，真正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