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12月6日文章，原题：美国降低与中国冲突的三个优先事项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及其新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决定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冲突。两国最初的贸易战演变成了科技战，现在陷入僵局。目前两国急需一种新做法。它应该有三大要素。
首先是对话。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动辄在推特发布与政策有关的威吓，这对解决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问题毫无帮助。同时，公平地说，他的前任们所青睐的定期峰会也并非完全成功。更好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常设秘书处，全职负责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从贸易和科技，到网络安全和人员(包括教育交流、签证和人权)。
秘书处应设在一个中立的司法管辖区，由两国的高级专业人员组成，将负责数据共享、联合研究和联合政策白皮书，以支持两国领导人的定期会晤。在秘书处的框架下，两国将联合执行和监督现有协定，并进行透明的争端裁决。
其次是贸易。国家间贸易不平衡不是凭空发生的。它们是宏观经济储蓄问题的产物。美国在国内储蓄长期不足的情况下，在2019年与102个国家存在商品贸易逆差。中国则是长期储蓄过剩，在2018年与159个国家有商品贸易顺差。但从这个因素看，目前处理中美贸易争端的方法是有缺陷的，支撑当前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税也是存在问题的。多边问题不可能有双边解决的办法。它只会导致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分流——给双方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更高的成本。
目前征收关税的做法应该被放弃，转而采取重视储蓄的方案。美国应增加储蓄，而中国应减少储蓄。这对华盛顿来说会更难，毕竟美国的储蓄现在面临着疫情相关预算赤字的严重压力。
中国需要继续减少过剩储蓄——此举不可或缺，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多资金、抑制出于担心未来的家庭储蓄并促进可自由支配的消费。储蓄的再平衡对于减少中美两国及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失衡至关重要。
最后，特朗普政府将结构性辩论推向高潮。尽管美国在2018年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和美国公司强制转让技术提出的指控证据不足。遗憾的是，这些棘手的问题按照目前这一套做法无法解决。
有一个更好的方法：首先要认识到所谓的结构性议程掩盖了中美两国更大的共同愿望，即改善彼此的市场准入，从而促进长期增长。双边投资条约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方法，两国长期以来也将其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美国已签署了42个这样的条约，中国则签署了100多个这样的条约。中美相关谈判历时10年，就在看到终点线的时候，被特朗普政府搁置了。当务之急是回到谈判桌前。
让美中两国任何一方退让都不会容易。一开始可采取一些小步骤来重建信任。这些步骤远比沿着目前的破坏性路线走下去要好得多。(作者为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乔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