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防控还不能够麻痹，还是不要进行过多的聚集活动，这也是国家治理水平的一种表现。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日前，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浙江省考察时，针对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这样说。
关注中国时事的人想必注意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常提到的“高频词”。去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清晰勾勒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与路径。这其中，社会治理是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此次在浙江考察的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与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就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
在安吉县这个调解社会矛盾的机构里，设有10个开放式窗口，实现一站式服务，让民众办事“最多跑一次”，自去年6月成立至今矛盾化解率达91.3%。正如习近平在考察时强调的，“矛盾处理是一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作。解决问题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从安吉县调解社会矛盾的做法可以看出，中国正通过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让民众遇到问题有地方“找个说法”，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极因素，调动积极因素，凝聚社会共识与团结力量。
人们看到，这次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依靠基层构建起强大的联防联控体系，同时保障了社会正常运转。很多外国网友评论说：“中国各地水不停，电不停，暖不停，通信不停，生活物资供应不停，社会秩序不乱，这在国外是不敢想象的。”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习近平考察社会治理的第二站是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在这里，他观看了“数字治堵”“数字治城”“数字治疫”等应用展示，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收放自如，进退裕如”。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是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城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浙江考察城市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论断，反映出他对完善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关注与深刻思考。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经过艰苦努力，中国境内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中国正在交出这样一份答卷：
面对疫情，中国最高领导人始终强调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迅速构筑起覆盖各地的疫情防控网络，全力保障各类医疗物资与生活物资供应；14亿中国人积极配合国家防疫统一部署，展现出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责任感……这些都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在实地考察中国疫情防控后，对中国领导人“了不起”的决定、中国抗击疫情时展现的协同优势以及全政府、全社会的集体意愿表示称赞，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拉维·韦里亚·雅克日前撰文评价说，抗击新冠病毒证明了“中国模式”的力量，中国在10天内修建了一所医院，这种能力、专长和效率的展示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毕竟，中国有3.5万公里的高铁运营里程，而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已经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
的确，一场疫情让世界更加清晰客观地看待中国社会制度和治理效能。当然，正像中国最高领导人曾指出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他在此次考察浙江时再次强调，“通过这次防疫，我们也要举一反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不断地吸取教训，改正自己，完善自己。”这种直面问题、敢于自我革新的勇气，同样是“中国之治”不断推进与完善的密码。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指出，“乐于改变和改善自己的意愿”是中国治理体系的关键部分。“当我在谈论中国过去40年里取得显著发展的主要原因时，我总是会把中国共产党愿意承认和纠正错误的意愿纳入其中。”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这一重要论断，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制度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在当前一边抓疫情防控、一边加快复工复产的特殊时期，习近平对浙江进行的考察，无疑为推进以人为本的“中国之治”注入了新的动力。（国际锐评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