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政治领域获得颇多历史经验，其中值得引起充分重视的一个经验是政治和发展始终紧密相连，没有出现“两张皮”的问题。中国政治体系的中心任务与政治权力运行的主要指向，始终围绕着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切的问题而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权力同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相互跑偏、政治精英同人民群众利益相互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西方政治体系和权力运行方式走到今天，许多情况下似乎不再是围绕着问题来的，而是被选举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造成严重的“政治空转”。中国的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而对于西方的教训，则需引以为戒。
首先，西方式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分配性激励，而不是生产性激励。比如要获得资源，不是聚焦于如何增进生产，而是聚焦于如何通过获取政治权力享有既得利益的分配，没有政治权力，那就什么都得不到。选举政治实际上是增强了分配性激励，它不是对标怎样去生产，而是对标如何通过获得政治权力进行权力大洗牌，从而改变利益分配规则。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这种情况，政治改革搞来搞去，貌似维护了政治权利，但实际上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权利和发展权利却被挤压了，造成政治体系的某种空转，消耗了太多成本，甚至撕裂社会共识，今天的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就是一个被政治激情和分配性激励左右的最佳案例。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他们没有别的渠道参与和改变当前分配，他们只能干这些事了，收益最高的就是参与竞选，而社会成员也被这台空转的政治机器俘获，或充当了政治炮灰，或放弃了躬身奋斗。中国的政治发展采取了政治权力相对集中、市场和经济权利相对分散的政治机制，避免了政治领域的分配性激励，有利于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提高社会生产。
其次，西方受所谓“白左”思维的影响十分严重，早期标榜进步主义的左翼政治在经历近百年时间后已经严重畸形。美国在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中，还要讲究上层改革家与下层民众联合，去解决一些诸如食品安全、儿童权利、妇女权利等问题。但这种左翼思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变味了，慢慢演变成一种以“反虐”的抽象权利意识为核心的政治左翼，一直发展到今天的“白左”，其对问题的判断已完全价值化，大家都热衷政治“作秀”，没有人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前阵子火遍国外媒体的瑞典女孩，号召全世界青少年每周五不去上学，呼吁成年人关注气候问题，这个“噱头女孩”竟然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她受邀去纽约参加联合国青少年气候峰会，为突出环保理念，选择搭乘“零排放游艇”，花两周的时间在大西洋上航行，结果成了西方环保领域的标志人物。而中国的环保可以靠这个吗？我们看到的是无数个默默无闻的治沙人在库布齐的黄沙中一棵树一棵树地栽植，我们是靠投入生产性激励，鼓励大家做事，既没有被大众媒体炒作出来的政治明星，也看不到那种散发着“圣徒”光芒的“白左”，中国伟大的改革成就像是万里长城，是一块砖一块砖建起来的。在西方，作一场秀比解决问题来得更快，收益更大。而在中国，我们的精神高地是“愚公精神”，是世代延续连绵无尽的努力。
再次，精英集团内部意识形态化的思维纷争带来了重大政治影响，很多实际问题被转化为意识形态争辩，消耗了极大精力。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清教徒国家，清教徒殖民主义留给美国的一项重要“遗产”是极力把任何政治和政策分化转化为“道德争辩”。这种在政策之争中引入道德争辩的情况，实际上影响了许多领域改革的推进和问题的解决，比如在医疗改革、枪支管控等领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奥巴马医改本来针对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明明拿出证据证明改革可以帮助3000万没有任何医保的美国人摆脱困扰就应该在社会层面拥有充分合理性，但是医改反对者偏要把这个社会问题意识形态化，比如这个决定有没有违宪，有没有侵犯他人的选择权等等。而在中国，评价官员的标准之一是看绩效，一个地方的主要负责人必须要拿出数字来说明自己的工作成效：实际改造了多少棚户区，使多少群众脱贫等。在西方政治体系中，政治人物常常看起来在与各界别“接触”，貌似广泛倾听意见，但实际并不是与各类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事物”接触，而是与那些支持他们观点的“人物”接触，并借助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发表他们的观点，原因很简单，“道德争辩”的失败距离政策的失败与政治权力的丧失只有咫尺之遥。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领导层每年都会在各地、各领域展开广泛调研活动，这些直接的调查研究与经验构成了他们参与和作出重大决策的基础，不会因为一些社会思潮或舆论环境的“风吹草动”而改变计划和决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总体上没有被无休止的意识形态争论所消耗和贻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