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五十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共同的记忆、特别的联结、持续的接力，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
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推出“50年50人”专题报道，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开拓者、践行者，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一支笔与一把剪刀”，是程永华对日外交生涯的起点。1973年，程永华作为新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来到日本，累计在日本学习、工作30年，遍访日本47个都道府县，见证了中日关系发展和日本社会变迁。
9年3个月，是程永华创下的中国驻日大使最长任期的纪录。在这期间，中日关系一度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严峻局面，最终峰回路转。程永华则用16字来回顾这段难忘的一线工作经历——波澜起伏、迂回曲折、爬坡过坎、重回正轨。
2019年5月卸任中国驻日本大使，为程永华40余年的外交工作画上句点。退休后，程永华踏上了促进中日民间和平、友好的新征程。作为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他将延续两国民间交流的传统，带着对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经验与智慧的总结，为增进中日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友好感情做出新贡献。
三十载见证中日关系变迁
澎湃新闻：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您作为新中国首批公派赴日的留学生算起，您在日本学习和工作超过30年，见证了中日关系的变迁。在这一历程中，您对日本的印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对日外交的道路？
程永华：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回想起来，这对于我的人生恰恰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1972年，我很幸运地经过选考成为外交部出国学员。在当时特殊的年代能够成为一名外交部的出国学员，这是很难得的经历。
从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算起，我在日本的时间前前后后正好是30年，在这一期间我也见证、经历了日本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中日关系这50年来的风风雨雨。
就对日本的印象而言，1973年的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高楼林立、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新干线）……呈现出一派很发达的景象，刚到日本时很有感触。
但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讲，我也经历了日本高速增长之后的“硬着陆”阶段。这主要是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尼克松冲击”（编注：指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71年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日本经济受到了冲击。
和日本相比，我们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一些领域的发展速度快、质量高，已经超越日本。不过，日本经济也有其特点，它的基础扎实、科技力量较为雄厚，在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方面做得很有特色。
至于从事对日外交工作的契机，留学日本之后，1977年，我就留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教（怎么开展工作），就是跟着老同志学，眼睛看着，手底下跟着学。比如，最简单的就是，“一支笔、一把剪刀，开始工作”。现在都是电脑处理工作了，但那时候的工作只有一支笔，在报纸上搜寻各种各样的信息，再把需要的内容用剪刀裁下来留存。我对日本开展调研、了解日本的情况就从这里开始。
除此之外，我们也跟着老同志出去，与日本政界、经济界、文化界的朋友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和老同志学习怎样开展对外交流。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日是一个重要的机遇，那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日本进行访问。我当时有幸作为邓小平同志身边的一名联络员，从事筹备日程、礼宾等方面的工作。
之后，中日之间的高层交往等多种类型的交往越来越多，我也跟着去领会、学习领导人的战略思维、对日政策的思考，逐渐充实自己，就这样一步步地在对日外交的道路上走到现在。
澎湃新闻：您自2010年2月担任驻日大使以来，任职超过9年，成为任期时间最长的驻日全权大使。在这期间，中日关系历经起伏，甚至一度面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局面”。如今，来到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节点，您会如何概括担任驻日大使的这9年3个月的经历？
程永华：对于我任驻日本大使9年3个月这段经历，我曾经用几个词来概括：波澜起伏、迂回曲折、爬坡过坎、重回正轨。
从我2010年2月任中国驻日大使，一直到2019年5月卸任，我自己在一线工作的体会是，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大概是属于“严峻、困难”的时期，到后面三分之一的时间两国关系开始转向改善。
特别是对2012年前后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将之定位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局面”“最困难时期”。那种严峻的气氛没有在现场经历的人很难想象的。但是经过中央的决策、前后各方的努力，最后使得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日渐改善。
这一期间，中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涉及历史、领土主权、对中国发展如何认知和定位等。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政策发生了整体性变化，也可以说日本没有能够及时调整到位。
围绕中日之间发生的冲突，2014年11月7日，经过多轮密集的磋商，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其核心是通过管控分歧，对话解决历史、领土主权等问题。之后，2016年9月，习主席和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在杭州会晤，经过双方领导人的决策，两国关系开始一步步地走向改善。这个期间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最后所取得的成果也值得珍惜。
作为中国驻日本的大使，我在一线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变化，我有几点感受：要坚定地维护国家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要着眼外交全局，着眼中日关系大局；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同时思考如何克服困难，解决当前的问题。
新征程续写民间外交传统
澎湃新闻：您从一名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外交官，到如今担任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推进两国民间外交。您如何看待这一身份转变？在您看来，相较于官方外交途径，开展民间外交有哪些特点？
程永华：在我担任外交官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从政府层面从事对日本的工作。2019年5月份离任回国，结束了我的外交官的生涯。2020年开始担任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同时对我来说也是新的使命和征程。我愿意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中日关系、两国的民间外交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中日友好协会是一个历史悠久、基础深厚，有着优良传统的团体。该协会是1963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指导成立起来的一个对日从事民间交流的团体，首任会长是廖承志先生，从事对日外交方面工作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廖公”。
实际上，对日的民间外交有声有色，很有传统，在中日友协成立之前便开始了。50年代初，日本就有国会议员访华；1954年，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女士带队访问日本，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在中日两国官方没有直接往来的情况下，两国民间交流已经较为活跃。
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甚至在中日关系的困难时期，两国的民间外交始终没有中断，一直在持续。对于我来说，中日友协的岗位是新岗位，但我对这个工作并不陌生。我在中国驻日本使馆开展外交工作期间，也从事了很多民间交流的工作，我也愿意运用这些经验推动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
澎湃新闻：多年来，我们对中日两国民众友好的力量深有感受。例如，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日本最先运送医疗物资到中国，两国相互支持；日本2011年“3·11”大地震发生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协助当地救灾。而您本人更是先后“五进”灾区援助。您认为，这些友好的经历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程永华：中日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友好感情，已经深植于两国民众心中，其基础是深厚且牢固的。
在发生地震、疫情等紧急情况时，中日两国作为邻里互帮互助。比如，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日本的医疗物资最先抵达中国。我记得当时100万只口罩在2020年正月初一当天就已抵达成都，随后转运至武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各个团体、企业，特别是友好城市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医疗物资。一个多月之后，日本的疫情开始暴发，中方友好团体也在加倍地支援日本。
日本“3·11”大地震也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发生了9.0级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又导致了核泄漏事故。面对“三灾并发”的重大灾情，我们驻日本大使馆与临近的总领馆，一起坚守岗位，一方面了解灾情进展，救助我们的侨胞；另一方面，协助日方抗击灾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救援队最先抵达重灾区，最后撤离，获得诸多好评。地震重灾区大船渡市市长多次表达对中国救援队的感谢。2012年初，当时的明仁天皇也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协助日本抗击灾情表达了感谢。
当然，两国民众之间的帮助是相互的。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日本救援队也是最先进入灾区支援，给中国带来了大批救援物资。
尽管两国的政治关系会出现一些负面因素或者波动，但民众之间的交流是持续不断的，这种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下去。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女子游泳比赛结束后，中国选手张雨霏与战胜白血病的日本选手池江璃花子拥抱，并送上了祝福。
澎湃新闻：不过，也有民调显示，中日两国民众整体的友好程度在近年处于低点。您如何看待此类民调？数据背后是哪些深层次原因所致？在缓解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负面情绪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程永华：民调结果我们要重视，同时也要注意分析。尽管民调能从侧面反映民众之间的好感度或是民意趋向，但却不能完整地反映民意。民调的问题设置、发布时间的选择，都会影响民调结果。近一两年，中日民众对对方的好感度明显下降，这也反映了中日关系当前的气氛。
我在一线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期间，也在思考应该如何看待此类民调。观察发现，调查对象的年龄段对民调结果有所影响。如果将参与调查的群体按照年龄层划分，就会发现60岁左右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最低，而20岁左右的年轻人对华好感度相对高一些。
这一现状背后有一定背景因素，通过我在一线和日本人的接触和交往，发现70岁至80岁左右的日本人较为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过去侵略中国的历史，他们对中国有一种历史负罪感；相较之下，60岁左右的人恰恰是在日本高速增长阶段成长起来的一批人。1968年，日本GDP超越当时的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在当时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外界的感受和思维可能会影响其一生。
而与60岁左右的日本人相比，日本20岁左右的年轻人（思维上）没有“包袱”。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更为广泛，例如有人在和中国留学生接触过程中，会发现中国年轻人很开放，思维很活跃，知识面也很宽，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更愿意了解中国。
除了不同年龄层对民调结果的影响，接受信息的渠道也影响着民调结果。“北京-东京论坛”发布的民调也显示，日本的受众接受信息的渠道主要是主流媒体，这一比例高于中国的受众。也就是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来自日本电视、报纸的报道。
据我了解，日本的一些家庭主妇，每天早上处理完家事后一般会打开电视。而早上9点到10点前后的电视新闻，很多内容都是无端炒作，因此也影响了一批人。在我离任前的那几年，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媒体的舆论环境也开始变好。但这一两年，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日本媒体的负面炒作也开始增多。所以，日本媒体的负面报道，加上一些政治家的政策主张，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循环。
针对上述民调情况，我们要研究如何应对。首先，要多交流。让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多了解中国的一手情况。我去日本各地访问的时候，基本都要安排一场演讲，有时面对大学生，有时是到当地议会、经济界、媒体界，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国情和政策主张。
此外，我们还要鼓励更多日本人到中国访问。在2012年左右，由于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局面，两国政府之间官方、固定的大学生交流中断。从中国驻日大使馆的角度来说，此类交流的中断对中日关系长远发展来说是不利的。所以，中国驻日大使馆从2014年开始尝试组织中日大学生之间的交流活动，并逐渐扩大交流规模。
2017年、2018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与北京大学合作，组织了中日大学生千人交流大会。活动期间，两国学生可以自由交流、练习书法、参观实验室、在学生食堂吃饭，最后呈现的效果很好。这就说明只要交流，就能增进理解，增进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也有利于中日友好合作发展。
澎湃新闻：从长远来看，发展中日友好新生力量，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对此，中日友协是否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和计划？对于那些致力于促进中日关系的年轻一代，您有什么寄语与期待？
程永华：中日友协作为两国开展民间交流的主要渠道，是中日人文交流磋商机制的重要成员单位，也参与了中日青少年修学旅行等机制。但遗憾的是，疫情发生以后，两国民众面对面的交流基本中断，中日友协与日方对口单位、友好团体只能通过开展线上会议进行交流。在疫情结束之后，中日友协希望尽快恢复两国青年之间的面对面交流。
年轻一代对外界的感受能力最强，接受新信息的能力也最强。希望两国年轻人的交往，能够让他们更加认清中日关系以及邻国友好合作的重要性。同时，期待两国青年人能通过多种渠道交流，了解第一手信息，增进对彼此国家的友好感情与相互理解，这样有助于今后两国的交流、合作，也有利于中日友好的长远发展。
维护中日合作的大方向对两国有利
澎湃新闻：您之前提到，在您担任大使的最后几年，中日关系一直处于改善过程中。立足当下，您认为目前的中日关系相较于您驻日后期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看待近期日本国内的一系列变动？
程永华：确实，我离任以后的这三年，特别是最近两年，中日关系又发生了一些从我个人层面来说不愿看到的趋向。
我离任的时候，中日关系处于改善向好的势头，双方当时已经商定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后来，随着疫情的发展，高层交流中断，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些负面声音，特别是日本方面针对中国的一些负面声音在上升。最近，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些负面因素也在增多，这是令人遗憾的。
举例来说，近年来，在日本几乎听不到“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这样的话；也没有人提及中日之间第四个政治文件中《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所包含的“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等内容。
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日本对华认知的一个错误方面。从表象上看，这里面既涉及到历史问题，也涉及到一些现实的分歧、纠葛。此外，这可能也满足了日本国内政策的需求，通过对外找个借口，炒作“中国威胁论”等，推进其所谓“修宪”、扩军等目标。
同时，日本也更贴靠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的立场，跟风炒作。特别是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大陆方面采取反制措施之后，日本政府跟随美国西方等发表声明，这属于一种主动“选边站”的做法。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日本需要思考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对日本有利？一个混乱、动荡、落后的中国对日本有利，还是一个稳定、发展、繁荣的中国对日本有利？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要冷静、客观认清大的形势，处理好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邻国的关系，不要做火中取栗的事情。
澎湃新闻：8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中日双方在台湾问题、台海局势上存在一些争论。您如何看待台湾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位置？
程永华：妥善处理涉台的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也是维护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以及此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的。
日本政府当时郑重表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同时，日本政府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编注：第八条明确规定，必须履行《开罗宣言》各项规定，即日本必须返还非法侵占的他国领土，同时，本条还明确规定了日本合法领土范围）。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日本逐渐歪曲、错误地解释与台湾所谓的非官方关系。我们对此要保持警惕，特别是考虑到日本对台湾曾有过50年的殖民统治，我们更要注意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和行动。
这一两年，日本方面有一些政客在台湾问题上作过出格的表态，甚至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违反了中日关系中的规定和原则。包括在佩洛西窜台之后，针对中国大陆方面采取的反制措施，日本还跟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表七国集团外长涉台声明等。这是令人遗憾和气愤的。作为一名对日外交工作者，我奉劝日方不要火中取栗，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澎湃新闻：您经常提到，中日互为“搬不走的重要邻居”。基于您开展对日外交的经验和智慧，面向中日交往的下一个50年，您认为两国应该如何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扩大共同利益？
程永华：我经常说中日是搬不走的邻居，这是一个基本客观存在。同时，中日关系对于中日两国都很重要，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我曾在离任招待会上说过，无论你喜欢与否，中日关系的重要性都不会改变。
回过头来看，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历程并非平坦、顺畅，但成果丰硕、显著，值得珍惜。展望今后的50年，中日关系可能也会出现波折，关键是怎样应对。中日之间有一句话叫作“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所以，我也希望日本各界充分地认识到，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中日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对中日两国有利、对两国人民有利，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都是有利的。
【人物简介】
程永华，生于1954年，吉林人，现任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1973年，程永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生到日本求学，总共在日本学习和工作了30年，见证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变迁。40余载外交生涯，程永华曾长期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也曾担任过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中国驻韩国大使。2010年，程永华出任中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2019年卸任，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驻日本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