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当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现代文明不再一家独大，拥有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奥斯曼文明等古老文明，正在重焕生机。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古老文明，尤其是完成了现代性转化的古老文明，蕴藏着化解现实困境的宝贵经验，凝结着追求美好未来的恒久价值。由于大多数古老文明主张以包容性传统助推新型全球化，以文化多样性追求多元现代化，以“文明的对话”去塑造和而不同的未来，古老文明因其内生的开放包容传统，有益于形成各文明间平等对话的共同体。
在经历共同缔结人类的轴心时代、遭遇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被重新激活复兴这些共同命运过程中，古老文明共同体展现出了善于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不同族群关系、西方与非西方关系这些共同特质。今天，当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全人类面临着诸多共同挑战。
我们是要文明一元化，还是要文明多元化;是要单一现代化，还是要多样现代化;是要文明的冲突，还是要文明的对话;是要文明的自我封闭，还是要文明的交流互鉴？正确答案不言而喻。古老文明共同体的复兴之路，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古老文明共同体走向复兴面临着共同的使命。
第一，要超越文明中心论，重塑文明多元性。
古老文明自身多具有多样性。例如，中华文明内部保持着丰富的多样性，形成了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的治理体系。
在宗教关系上，中华文明强调“多元通和、政主教从”，比西方更早提出政教分离，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在民族关系上，中华文明强调“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既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又有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在国家结构上，中华文明既有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也有因俗而治的“一国多制”传统。
即使在欧洲，越是具有深厚传统的文明，越是提倡文明多样性。比如法国始终具有文化自豪感，始终高扬文化主体性，始终坚信葡萄酒比可乐更高贵，率先提出文明多样性理念。无独有偶，同样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德国在战后始终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多元文化之间的“交往理性”，他的弟子霍耐特则提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承认伦理”。在德国、法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欧盟国家共同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第二，要超越单一现代化，探索多样现代化。
文明多元化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化。世界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同一个现代化，有拉美模式、有东亚模式、有阿拉伯模式和中国模式。同样是市场经济，美国有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德国有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中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便在民主政治内部，美国的三权分立与英国的君主立宪不同;欧美的选举政治与亚洲的选举政治也不同。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恰恰是多元文明的特征。
第三，要超越文明冲突，促进文明对话。
文明冲突的根源不是古老文明的现代复兴，而是单一文明的唯我独尊。相比文明冲突论，各大古老文明都有对话协商的文化传统。比如，中华文明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而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坚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的沟通方式，而非“力量即正义”的实力原则;秉持“民胞物与”的共同利益，而非“非敌即友”的二元观念。所以，中国即使是在综合实力最强的时候，也没有对外扩张、没有殖民掠夺、没有炮舰政策、没有强加于人的不平等条约。
再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印率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提出的不结盟运动，显然有助于跳出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弥合东西方文明断裂的鸿沟，以合作共赢的新思维代替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因此，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对抗，是早已为古老文明所印证的共生共存智慧。
第四，要超越文明优越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现代西方文明具有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感”，而古老文明历经风雨荣辱，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妄自菲薄。单一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如果不与各大古老文明交流借鉴，更加无法成为普世文明。与此同时，不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非西方文明也难以发展壮大。
各大古老文明绝非完美，当年之所以被西方超越和冲击正是因为自身深重的积弊。古老文明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坚持不懈地交流互鉴，与西方现代文明携起手来，形成更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力量。例如生态文明就成为了一个融汇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的中西文明交流平台。这样的平台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