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9677.9亿元，比上年增加2071.8亿元，增长11.8%。基础研究经费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090.4亿元，与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同步增长。
日前，《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出炉，这两组数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3日，北京化工大学原副校长陈冬生教授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当前经济和财政形势下，研发经费仍能保持两位数的增速实属不易。
“从指标来看，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近几年持续增加，这既与国家的重视有关，也是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到‘三跑并存’阶段的必然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吕薇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李胤解读《公报》时表示，基础研究经费突破千亿元，三大主体均实现较快增长，高等学校、政府属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分别为589.9亿元、423.1亿元和33.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1%、10.1%和15.7%。其中，高等学校对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为51.1%，是基础研究投入的主体。
“从国内外实践看，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的主体。而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绝大部分也来自于高校和政府属研究机构。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仍以中央财政为主。”吕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与世界主要科技大国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来源较单一，投入强度也偏低，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尚有差距。
陈冬生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进而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让吕薇欣慰的是，在中央财政持续加大投入的同时，企业特别是一些处于行业技术前沿的企业，也开始重视基础研究。特别是当部分企业闯入“无人区”时，急切需要基础研究支撑原始创新，如华为在全球建立多个联合创新中心。
如同《公报》所示，2018年，企业基础研究经费为33.5亿元，较上年增长15.7%。吕薇在调研中也发现，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较少但增长较快，约占全社会基础研究的3%。
“目前企业开展的基础研究大都是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主要依靠内部资金和外部科研力量。”吕薇直言，要明确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定位，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主要作用是“提出需求、增加投入、组织研究、主导应用转化”，也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更多依靠产学研合作。
不仅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美国（2.79%）、日本（3.21%）等世界科技强国相比差距较大。李胤说，基础研究、政府资金占比偏低等问题仍较突出，能真正形成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要科技成果仍不足，投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很多‘卡脖子’环节因为缺乏基础研究支撑难以突破，目前而言，要改进资助方式，优化资助结果。一方面，要拓宽基础研究的投入渠道，发挥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方的作用，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吕薇说，“另一方面，要改进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和组织机制，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比如，加强持续稳定支持，改进基础研究的选题机制，推动战略需求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推进相结合，提高从实践中凝练和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
李胤建议，我国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鼓励研发投入的政策体系，引导社会各界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与布局。
陈冬生则认为，要充分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作用，统筹部署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对于高校和公立科研机构来说，要特别重视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改进、完善对人才和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学术生态。同时，要调动企业投入、开展基础研究的积极性。
“根据美国科学基金统计，一项基础研究从提出观点到能够应用，一般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我们对基础研究的考评不能太短视，否则将迫使科学家们更多关注短期结果而难以进行突破性创新。”吕薇强调，要通过持续稳定支持看长远效果，这样才能形成敢于坐冷板凳的氛围，集聚一批批甘于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