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列出的最新制裁清单包括前美商务部长罗斯、美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主席卡罗琳·巴塞洛缪、“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CECC）前办公室主任乔纳森·斯迪沃斯、“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金度允、“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在港授权代表亚当·金、“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以及“香港民主委员会”等7个美方人员和实体。
中方的这一反制裁来得毫无悬念，它再次表明，美方的任何对华制裁都会招致中方的坚决报复，美方无需再有它可以单方面对华施压而不承担任何后果的侥幸，它的傲慢需要被计算自我损失的认真掂量彻底取代了。
美方这两年制裁了多批中方人员，中方都如数还了回去，制裁了一批又一批对华态度恶劣并产生了实际破坏作用的美方人员。中国社会早就痛恨这些反华分子，政府的行动可以说帮助中国公众出了恶气。
特朗普政府的很多高官都上了中国的制裁名单，他们下台后可谓是美国“旋转门”最冷落的一批前政治精英。很多美国高官离任后，最理想的是去跨国公司做高管，但美国大部分跨国公司都与中国有紧密业务，那些公司如果接纳中国黑名单上的人，意味着它们的中国业务将遇到很大麻烦，因为中国的制裁条款通常都限制受制裁者及其关联机构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这是很有力量的出招。
所以到现在，特朗普政府高官鲜有谋到跨国公司高管美差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只“屈尊”去了哈德逊研究所，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加入了美台关系研究智库，前副国安顾问博明也是去了另一家智库，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经常接受采访，一看就是“闲的”。
尽管舆论上有人猜蓬佩奥去哈德逊研究所是要“卧薪尝胆”，给自己今后竞选总统铺路，但参选总统没那么容易成功，大批前官员都跑去智库混，中国制裁他们导致这些人在商业上贬值，无疑是大公司对他们“敬而远之”的原因之一。
中国是蓬勃发展的市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一个人被中国关上大门，甚至被中国穷追猛打，他的事业空间肯定会被压缩一块，堵上一个方向。从长远看，对一些特定人员来说，受到中国制裁的痛苦将逐渐变得比中国人受美国制裁的痛苦更大。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官员与美国发生各种联系越来越谨慎，由于机制性限制，他们尤其不可能与美方有个人经济往来。官员到了一定级别，家人就禁止经商，更不用说去美国做生意。而美国政治人物直接或间接与中国有经济往来的情况则非个例。如果从政期间受到中国制裁的几率增加，将意味着美国有钱人去政坛“旋转”一下有了一种特殊风险。
这些年“吃中国饭”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一些对华恶毒的人同时在靠着与中国的联系在美自抬身价。切断他们的这种联系将逐渐削弱他们的职业优势，让他们面临最终被边缘化的风险。
中国之前很克制，致力于化解中美之间的各种摩擦，很少对美动用制裁手段，因此也积累了可以对美、尤其是对极少数美国人实施制裁的资源。我们奉劝美方别太狂妄了，时代变了，他们的制裁工具在减少，中国的制裁工具在增多，中美之间的角力格局正在一天天地深刻变化。
中国决无主动惹事的嗜好，我们迄今没有主动发动过对美一次制裁，这说明中国没有因为强大起来变狂，憋不住了，而是美国在逼我们还重手，出重拳。中国讲理，但必要时，行动就是我们的语言。美国想靠制裁压倒中国，以此重塑它的权威，重振美国的国运，别做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