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法大纲》及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杨蕙嘉
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向西南方向步行几百米，是一座土坯构建的院子，在这个土墙黑门的院子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全国土地会议会址”。
由于建设岗南水库，当时召开会议的地址已经位于水面以下，现在的会址是按原样复建的，保留了历史的原貌。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来到平山县。7月至9月间，在平山县西柏坡，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随后在各解放区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土崩瓦解，让日月换了新天。
会议推迟一年召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苏区领导开展了为期十年的土地革命斗争，初步形成“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转而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以改善民生和聚集抗战力量。
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挑起的全国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胜利果实，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重启土地斗争。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
从此，解放区的土地政策，由抗战时期延续下来实行的减租减息，向没收分配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彻底土地革命过渡。
“五四指示”的颁布对于发展解放区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受历史条件限制，为了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决定对“五四指示”进行调整。
1947年1月10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决定5月4日在延安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各种问题。
但这个决定刚作出两个月，国民党军队便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撤离延安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原定于5月4日召开的土地会议不能按期举行了。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致各中央局、分局电：“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晋察冀待命。”
3月29日，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把中央机关分为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任书记和副书记，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5月初，中央工委到达平山县，5月31日通知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7月17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出席代表一人。”
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为了参加此次会议，在1947年六七月间，各解放区的代表冲破封锁线，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风尘仆仆来到西柏坡。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会场设在西柏坡村西边一条山沟中的一块空地上，出席会议的有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陕甘宁、东北、山东等解放区的代表，共100余人。
资料显示，参加会议的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和各解放区代表及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代表(含列席会议的青年会议代表)共计150人左右。
会场条件十分简陋，主席台上搭了几块白布，以防太阳照晒，左右有两排长桌子供主席团和记录人员用。各地的代表就坐在主席台前的石头上听报告。此时已是盛夏，每天早上5点半就开始开会了，8点在会场吃早饭，开到10点或11点，代表们回到驻地吃午饭，下午三四点开小组讨论会。
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代表边开会边使劲摇着蒲扇。天气炎热，代表们的心里亦十分火热，中国人民盼望千年的好事就要梦想成真了。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月17日至8月31日，主要由各代表团汇报情况，讨论解决办法；第二阶段是从9月1日至9月13日，着重讨论平分土地政策，讨论和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经过近两个月的酝酿和讨论，全国土地会议对于如何进一步进行土地改革和整顿党的组织达成了共识，基本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9月13日，大会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决定在各解放区普遍进行整改。
掀起土地改革浪潮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决定将之公开发表，付诸实践。
《中国土地法大纲》一共16条，其主要内容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为了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落实《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相继召开了本区的土地会议。而这些会议时间之长，人数之多，都是各解放区历史上少见的。
《中国土地法大纲》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立法和土改运动提供了历史经验。
随着各解放区土地会议的召开，平分土地迅速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解放区呈现出“土改狂潮遍地来”的新形势。
这次改革主要特点是全党动手、行动快、声势大。如东北区的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解放的半老区，小部分是1947年解放的新区。1947年冬普遍进行了平分土地运动，半老区在平分前大部分经过初步土改和复查，群众已被基本发动起来。
1947年12月，东北解放区开始开展平分土地运动。一般的做法是重新丈地、评级、按人口分配，到1948年2月中旬，东北解放区巩固区的封建土地制度已经被彻底废除。
据松江、龙江、合江、嫩江四省的不完全统计，平分土地5000余万亩(包括前几次运动没收分配的土地)，没收征收牛马40.8万匹、金子19500万两、银子47300余两、衣服520余万件，各省已基本没有黑地。
而且，地主、富农的统治地位随着他们的封建剥削一去不复返了。大多数地区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农民群众，真正掌了权。农民穿上了较厚实的衣服，住上了大院，有了车马，部分贫雇农安了家娶上媳妇。因此群众参军参战、拥军优属、缴纳公粮十分积极，如松江省呼兰县计划扩军2500人，而自动报名的有7000多人。贫、雇、中农一般都参加了运动，很多男女农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西柏坡纪念馆陈列着一封信，信为两页，信封上写有“毛主席亲收”，信是用毛笔竖写的，信的内容是：
“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眼看到了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了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吧。我们都想看看你，离的(得)又这样远也见不着你，请你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来吧。”
落款是“哈尔滨市顾乡区靠山屯全体翻身农民”。
解放前东北的农民在封建地主、土匪和日伪统治者的三重压迫下一贫如洗。随着封建制度的废除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现代作家周立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