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投入到对中国的研究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
海外中国研究的现状如何？怎样通过中外学术互动，在新时代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互鉴？我们特邀相关领域专家，与您共话海外中国学的新机遇新使命。
本期嘉宾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魏海生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唐洲雁
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主编 张树华
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学生活动中心，塔吉克斯坦留学生安晨（左二）在学习书法
在第53届巴黎-布尔歇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上，观众在中国航空航天企业的展台参观
魏海生 郭红松绘
唐洲雁 郭红松绘
张树华 郭红松绘
亮点速览
●准确把握中国主张、中国故事的内涵，不断推出面向国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使中国故事的讲述更有力量、更有底气、更有感召力。
●要用客观的事实说服人，用鲜活的事例打动人，用丰富的情怀感染人，用过硬的道理影响人，让人听有所思、思有所得。
●提炼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不应过于抽象，大而化之、泛泛而谈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真心认同。只有与不同国家的国情结合起来，中国方案才具有生机活力。
●文化走出去并不是像建桥修路那样照着图纸就能完成的工程或技术活儿，需要精耕细作。
1、为反观时代、把握世情、认清自己提供了多向度视角
光明智库：海外中国学的发展，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直接投射。据您观察，海外对中国的研究现状如何？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种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
魏海生：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群体、研究成果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研究内容上，从重点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为广泛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外交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从以文献研究、区域性研究为主，发展为多学科方法熔于一炉的综合性研究；在研究群体上，从过去集中在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扩展到非洲、拉美等广大国家和地区；在研究成果影响力上，有的成果逐渐突破学术范畴，对所在国家和地区决策机构、决策者的影响显著增强。上述这些变化，为我们以全球视野、开放胸襟反观时代、把握世情、认清自己提供了多向度视角。
唐洲雁：有个细节我记忆犹新。2016年，我到意大利宣讲中国道路，意大利很多党派的学者自发来听会。会场上同声传译的耳机不够，他们就一层层围在同声传译的玻璃房周围侧耳倾听，场面令人感动。那天，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一位学者对我讲：“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那么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遭遇了严峻挑战。正是这个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新路，让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看到了希望和前途。”他的话，让我想到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当前，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激发了各国政府、智库、专家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动力，拓宽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不仅为世界贡献了经济增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力量，还为那些希望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这样背景下，跟踪研判国外研究动态，进行再研究，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才能让海外学者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我们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张树华：2017年9月，欧美媒体对“十九大胜利召开下的中国”进行了高密度报道，他们眼中的“中国谜题”正在以“中国赢了”等舆论评价和叙事方式解开。近年来，西方模式陷入了多重困境，西方传统政治学、经济学概念与逻辑已无力解释“西方之乱、中国之治”命题，越来越多的国际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社会主义中国。回首20多年前，冷战刚一结束，西方政治精英就以“历史即将终结”的论调将西方民主升华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标杆与模板，不断挤占和压制社会主义的政治空间。然而，20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可以说，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和中国道路的强大魅力成为全球学术界注目新时代中国的重要原因。
今天，海外对中国研究的针对性、思想性、应用性正不断提高。从过去的学院派考据式研究转向更具现实性的对策性研究；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成果逐渐走出书斋、课堂，走向政界、商界等实际应用领域。此外，中外互动性不断加强。走向世界的中国本土学术与海外有了越来越多的对话，参与性、主动性越来越高。
2、“传话人、倾听者、传播者”：促进中国与各国相互理解的桥梁
光明智库：中国学者应该如何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国智库又该如何发挥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作用，增强我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唐洲雁：中国学者要以开阔的视野、包容的胸襟，从话语体系建设着手，提炼标示性概念，打造易于被海外学者理解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丰富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手段；同时，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中国问题，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讨论和研究。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各级各类智库要加强协作、深化研究、主动发声，让世界真实、立体、全面地了解中国，回答好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
魏海生：中国学者要坚定“四个自信”，在对外交流中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要勤练内功，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准确把握中国主张、中国故事的内涵，不断推出面向国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知己”更“知彼”，全面把握海外中国研究的动向、重点和有关学者的研究专长、方法与主要观点，就他们关注的领域主动设置议题，展开对话交流，及时解疑释惑。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传话人”，转述世界对中国的评价看法；是“倾听者”，聆听中国面向世界的自我陈述；是“传播者”，把中国的声音传给世界。我们要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和他们良性互动，使他们成为促进中国与各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桥梁纽带。
就中国智库而言，要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和热点回应能力，既要围绕我国外宣工作的重要议题和热点问题有力有效开展引导，又要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做有深度的分析和研判；要积极推动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总结形成准确阐释中国实践、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对外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进行多语种译介和跨文化传播；要深化与国际智库的交流合作，以参加国际论坛、合作研究、海外发表研究成果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要重视全球性共同性问题的研究，比如生态保护、扶贫减贫等，结合我国经验向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建议和帮助。
3、只有与不同国家的国情结合起来，中国方案才具有生机
光明智库：中国学者与海外研究界沟通，面临着如何打动人、说服人的问题。很多中国学者表示，今天对外交流的主动性、行动力都大大增强了，但效果并不理想。您对此有何改进建议？
魏海生：首先，应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世界眼中的中国，加强对国际上涉华舆情信息的跟踪、收集和研判，了解不同文化背景、思维向度的观察者对当下中国的认识。同时，注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学术探讨方式汇聚更多共识。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经验和知识背景，秉持的理念也迥然有别。中国学者应努力形成有效的对话渠道和对话机制，改变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最后，还可以借助海外研究者的影响力推动“中国声音”在相关国家进行本土转换。要与海外研究者建立起话语上的共同点、情感上的共鸣点，推动“中国声音”沿着学术交流的轨迹在相关国家传播，让外国人讲中国事，增强影响力与说服力。
张树华：提炼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不应过于抽象，大而化之、泛泛而谈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真心认同。必须善于提出真问题、提供真答案，根据不同国家正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借鉴方案。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操作系统。例如，非洲国家可以下载如何扶贫的App，东欧国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适合本地实际的企业和市场关系的App，等等。只有与不同国家的国情结合起来，中国方案才具有生机活力。
提炼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把握策略。最近我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与国外同行交流中发现，多年来苦苦探索本国发展之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充满期待。但在中方专家的会议发言上，他们听到的多是宏大叙事或一家独白，缺乏针对性，不解渴。实际上，我们的一些专家往往“一稿打天下”，很少因地制宜地与对方分享具体的中国经验。面对中国经验，很多境外专家看不清、弄不懂，想借鉴学习却不知从何下手。
对外讲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前提是科学辩证地总结经验。不能错置时空和语境，用错表达方式；也不能过于笼统而失去针对性，把我们还在探索的东西当作经验分享出去。对外宣介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既要从宏观层面讲明党的领导、基本制度、基本路线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本源，也要从中观层次介绍诸如区域协调、产业发展等内容，更要善于讲解特区发展、乡镇企业的微观案例。最好一国一例、量身定制，供有兴趣、有意愿的人“下载使用”。
唐洲雁：说服人、打动人，是提高对外传播能力的关键，自信和真诚是赢得理解、获得认同的两把钥匙。
我认识很多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们遇到了在西方理论和知识框架内无法解释的中国现象，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和分析逻辑在研究中国问题上经常失灵。这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历史与实践，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观点。同时，由于我们和海外学者在立场、倾向、态度方面往往不一致，要想得到对方的认同，除了讲清楚理论和逻辑，还需要真诚，形成共鸣与共情。用客观的事实说服人，用鲜活的事例打动人，用丰富的情怀感染人，把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寓于中国故事，使人听有所思，思有所得。
4、时刻秉持平等和尊重，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光明智库：当前，国际上“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沉渣泛起，中国学者应如何正本清源，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张树华：文化走出去、文明交流不是建桥修路那样照着图纸就能完成的工程或技术活儿，而是需要精耕细作才能收到预期效果。当此世界变局之时，以传播文化等形式塑造国家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非常重要，但更要敢于直面迎接信息战、舆论战甚至混合战。
在国际舆论斗争中，要处理好“防御”和“进攻”的关系，也要善于顺势而为、另辟蹊径，坚定维护国际公理、主张国际正义。追求软实力，绝不是追求话语霸权，也不是炫耀文明优越性，更不是对外输出价值观，而是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这才是国际社会沟通民心、合作共赢的正道。
唐洲雁：在对外学术交流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中国经验对本国的启示。比如有学者建议本国政府“像中国一样思考”。在中外文明对话中，我们追求的是“和而不同”，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同时要积极客观地阐释我们的理念。
魏海生：最基本的，是要提高对错误阐释和话语陷阱的甄别能力。要洞察那些内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等错误论调的危害，对海外学者和民众的困惑，要及时回应，以理服人；对于别有用心的攻击与诘难，要精准回击，正本清源。
在此基础上，大力推介中华文化，巩固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基础。注重挖掘中华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宣介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基因。
要时刻秉持平等和尊重，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中华文明向来有“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自信与定力。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来之中国，将贡献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