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3000万确诊！新冠疫苗能否克服挑战？

每个人都想要疫苗，在最快的时间内获得最安全有效的疫苗。
截至9月18日，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3000万大关，死亡人数已逼近100万人。在这场大流行将进入到第10个月份之际，全球疫情如之前所担忧的一样在秋冬季开始出现再度恶化的迹象。
在亚洲，有着近14亿人口的印度确诊病例已突破500万，仅次于美国。在欧洲，一度趋缓的疫情正出现全面反弹，超过一半的欧洲国家确诊病例数再次上升。许多国家已站在了是否要实施第二次“全面封锁”的门槛上。
9月16日，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范·科霍夫表示，目前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新冠确诊病例数量上升的同时，住院病例和重症监护病例数量也在上升。随着秋冬流感季临近，全球各国的医疗和社会体系将面临更大考验。
万众期盼之下，新冠疫苗被寄予了本身难以承受之重的厚望，全球药企在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下如履薄冰。
集全球科研之力的新冠疫苗研发进展速度反映了目前人类科技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然而疫苗真正的挑战不仅在于科学领域，还包括一些更广阔层面的问题。
对于使用人数将以数十亿计的新冠疫苗来说，在大规模人群中按照严格科学方法进行三期临床试验是极为关键的一步。上周，一款领先的疫苗在三期实验中出现不良反应事件，引发了公众的担心和科学家们的谨慎。
另一方面，在政治压力和商业利益驱动下，关于提前上市部署新冠疫苗的声音不断出现。甚至一些尚未完成三期试验的疫苗已开始在一些国家大规模推广。这样的做法遭到了主流科学界的反对。
9月14日，盖茨基金会主席比尔·盖茨夫妇在一份公开信中呼吁，全世界必须转向一种协同程度更高的战略，否则人类将面临一场持续更久、死亡人数更高的疫情。
不幸的是，从很多发达国家迄今的行为来看，囤积疫苗的情形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而未来在疫苗全球使用当中，民族主义和政治化因素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全球民众对于新冠疫苗的信心也在出现摇摆。在争论谁能先接种疫苗的同时，谁愿意先接种疫苗同样是一个越来越有可能发生的问题。
疫苗是人类在与新冠病毒对战中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冠疫苗的出现或许会给漫长的2020年带来一个希望的结局，但并不意味着疫情会很快结束。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更长征途的开始。

某款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

阿斯利康事件
9月8日，英国药企阿斯利康（AstraZeneca）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因出现不良反应事件而暂停。英国阿斯利康公司首席执行官帕斯卡·索里奥特在与投资人的闭门会议上透露，一名在英国接种了疫苗的志愿者出现了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
这一最初没有向公众披露的细节经媒体曝光后引发了广泛关注。
9月14日，阿斯利康发言人Rob Skelding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确认，在经过紧急调查和得到英国药品健康监管局（MHRA）同意后，该公司研发的AZD1222疫苗在英国和巴西的三期试验已经恢复。但对于事件本身该公司仍然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联合研制的AZD1222是一种采用重组病毒载体疫苗技术路线的疫苗，其原理是让无害的腺病毒戴上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关键钥匙S蛋白的“帽子”，刺激人体产生免疫记忆和抗体。这也是目前全球所有研发的疫苗中应用最多的一条技术路线。
在进行三期试验的同时，阿斯利康已与世界多国和国际组织（欧盟、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达成新冠疫苗预采购协议，仅欧盟就将至少购买3亿剂。
不良反应事件发生后，阿斯利康方面披露其实早在今年7月的临床试验中就曾因一名志愿者出现类似神经系统症状而暂停。但经过进一步检查，最终被认为与疫苗无关。
此次AZD1222的三期试验暂停后，一个由医生和监管当局组成的独立安全委员会对事件进行了紧急调查。“在会议上，他们了解了所有的细节，讨论了所有的证据。由于涉及到患者个人隐私，他们在不公开证据的情况下做出了可以继续进行（试验）的决定。”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SHTM)疫苗中心主任贝亚特·坎普曼(Beate Kampmann)向澎湃新闻介绍。
“你不想让其他人面临同样的危险，但这起事件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与疫苗有关。”她补充道。
坎普曼表示，由于没有看到正式的调查报告，所以她无法做出进一步的专业判断。但是阿斯利康采取暂停试验措施后又迅速重新开始的行为表明，“他们要么认为这一事件与疫苗无关，要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件，不能确定与疫苗有关，所以试验可以继续。”
多个信源指出此次阿斯利康事件中的志愿者所患的是一种被称为“横贯性脊髓炎（Transverse Myelitis）”的疾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住院药剂师江剑刚告诉澎湃新闻，这是一种与自身免疫缺陷有关的神经系统疾病，根据过往的研究，这一疾病可能与接种疫苗有关，但也可能是自然形成的。
江剑刚所在的医院也参与了阿斯利康疫苗在美国的三期临床试验项目，目前试验已经全部暂停。
“我认为他们没有公布更多细节是出于医学上的考量，因为他们可能都没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非常仓促地把这些东西公布给大众的话，很难解释清楚，很多人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坏事情。”江剑刚说。
在有着丰富疫苗开发和试验经验的坎普曼看来，试验继续进行并不意味着已经排除了疫苗会引起上述疾病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关于合理可能性的问题。疫苗是否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目前没有明确答案。现在的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这将是一个常见的不良反应事件？如果是的话，疫苗将停止使用。但是，已经有成千上万人注射了这个疫苗，这种情况显然不是常见的。因此，他们重新启动了试验。但是他们会格外注意类似情况是否会再发生。”坎普曼说。
坎普曼举了一个例子，她曾经历过在某种儿童轮状病毒的疫苗接种过程中，医学专家发现接种儿童中有更高比例的肠套叠现象（小儿常见的腹部急症之一，会导致肠道梗阻），随后该疫苗被撤出市场。但是目前她认为阿斯利康疫苗不属于这种情况。

参加疫苗三期试验的志愿者

疫苗安全性和合规性
巧合的是，就在此次事件被媒体报道的当天，包括阿斯利康在内的全球9家主要欧美制药公司发表了一封联名信：承诺永远以接种人的安全与健康为第一要务；在开展临床试验和严谨的生产过程中，始终秉持科学和伦理的高标准；只有在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足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后，才会申请批准或紧急使用授权。
三期临床试验的最大难点有两个：一是安全性，包括发生的不良事件能否足够全面及时地被监测到，并且科学地判断与疫苗的因果关联；二是检查验疫苗的有效性和保护效力有多持久。
在上述联名信发表之际，全球范围内正不断出现在完成全部三期试验前就提前上市部署新冠疫苗的声音。由此引发的公众和科学界对于新冠疫苗安全性和合规性的担忧正在增加。
“我的底线就是必须完成三个阶段的试验，我不会认同只完成了二期试验的疫苗投入使用，有大量人群参与的三期试验是必要的，因为很小的样本量不足以发现某种副作用是否常见。” 坎普曼说。
最极端的案例是打破常规流程“抢跑”的俄罗斯疫苗。据俄卫生部消息，9月刚刚启动三期临床试验的该国第一款疫苗“卫星V”已在9月14日前在俄国内各地区完成交付。
近期，俄罗斯多名公众人物表示已经接种了俄产新冠病毒疫苗，其中包括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俄技集团总裁切梅佐夫、自由民主党主席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等。9月5日世界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公布了“卫星V”疫苗的临床试验报告，俄罗斯著名医学专家、俄科学院院士鲁缅涅采夫表示，《柳叶刀》仅发布经过验证的学术结果，这证明“卫星V”疫苗值得信赖。
尽管如此，俄罗斯的这一做法仍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与质疑。
“疫苗的试验、安全和注册要求在世界各地都必须一样——所有人都有权公平地获得安全的疫苗。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缩短这些科学步骤，第三阶段试验是一个大规模、缓慢、昂贵的步骤，是我们了解哪些疫苗是真正安全和有保护性的关键一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免疫学教授丹尼•阿尔特曼(Danny Altmann)对澎湃新闻说。
阿尔特曼表示，来自俄罗斯的信息表明，“卫星V”的疫苗试验规模非常小，也未曾发表同行评议论文。“这会让我对它在健康人群体中大规模使用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尤其考虑到缺乏对相关试验数据的公开检查。”他说道。
阿尔特曼进一步解释到，“如果疫苗生产者要说服公众相信他们的疫苗是有效和安全的，那么透明度就非常重要。这种透明度是通过在知名医学期刊上发表所有数据，让同行评议来实现的。重要的是，需要将包括不良事件在内的所有数据提交给独立的监管机构进行详细审查。过去的经验表明，这些措施是确保最好疫苗的最佳方式。”
“我们希望所有国家在疫苗研发中继续坚持强有力的科学领导，抵制任何卷入竞争性‘疫苗竞赛’的诱惑，这种竞争可能会导致一些糟糕的选择。”阿尔特曼说。
尽管保护知识产权和在完成试验前不公布细节信息是药企的标准做法，但是《纽约时报》指出，在面对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新冠疫情面前，药企应该打破常规，以更加公开透明的态度回应公众的知情权。
然而目前尴尬的现状却是，没有一家疫苗企业公布了疫苗三期试验的关键信息。研究人员和公众不得不从相关药企高管在会议或新闻发布会上发言时的蛛丝马迹中去追寻进展。

厂商正在生产疫苗

商业利益冲突
除了安全性与合规性，商业利益冲突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据世卫组织统计，目前全世界在研的170款新冠疫苗中，多数（139款）尚处于临床前阶段，仅31款候选疫苗迈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其中只有7款疫苗进入了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一般疫苗的人体临床试验分为三个阶段。这些试验耗时长久、价格昂贵、风险巨大，并且需要与全球不同地区的医院和医生进行大量复杂协调。在医学界，这是一段被专业人士称为“死亡之谷”的旅程。如果过程中的任何步骤失败了，都有可能导致疫苗的失败。
正是因为了解到这一过程的艰难和复杂性，世界各地的政府大多在此次新冠疫苗的研发伊始就向最有希望的药企投入巨额资助，为药企分担资金压力和失败风险，以期待他们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创造出最多的候选疫苗，提高成功几率。
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5月出台的“曲率极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正式在基于上述考量下向包括阿斯利康、Moderna、强生、Novavax等7家疫苗公司资助近110亿美元。美国政府承诺，在这些疫苗三阶段试验全部完成前，就先支付巨资同时生产。一旦试验成功就马上投入使用。
《纽约时报》分析指出，尽管美国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透明度。这使得人们担心是否存在利益冲突问题。
例如，“曲率极速行动”的首席科学家Moncef Slaoui博士是药企Moderna公司的前董事会成员之一。同时他还持有另一家获得政府资助的公司GlaxoSmithKline数百万美元的股票。
公众担忧的另一个原因是，一旦某家药企获得参与“曲率极速行动”的资格，这对公司及其投资者将带来可观的利益。此次获得美国政府捐助金额最多的药企Novavax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此前，有着30多年历史的Novavax还从未有过研发出任何一款成功投放市场疫苗的历史。但是自5月份以来，该公司的股票已上涨了近800％。
“政府和企业不惜金钱和时间为了挽救生命的努力值得敬佩。但是另一方面，将我们数十亿美元的钱（纳税人的钱）提供给许多私营公司，尤其当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时候，不得不让人有点担心。”《纽约时报》指出。
被绑架的疫苗？
尽管药企和卫生官员反复强调他们在加快研发试验速度的同时，绝不会在安全性和质量上妥协，科学家们却担心来自政治人物的压力会成为另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9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有关疫苗的最新冲突再次印证了人们的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当天，在国会作证的雷德菲尔德表示，疫苗最早可能会在11月或12月为前线医护人员提供紧急使用，而对更广泛公众提供则要到明年“第二或第三季度”才可能。
对此，特朗普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同一天说，“我认为雷德菲尔德犯了一个错误，我已经给他打电话了。我觉得他是糊涂了，他误解了这个问题。”特朗普还补充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在10月的某个时候开始（提供疫苗）。到明年3月，我们会有多达7亿剂注射量。”
此前，特朗普曾多次提到会在11月3日总统大选前批准使用疫苗。然而这一论断与大多数美国卫生专家的看法并不一致。
除了政治化因素，民众对于疫苗本身的接受度和信心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9月10日，一项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迄今为止全球最大规模的关于疫苗信心度研究给出了一份值得参考的报告。
这份由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研究团队完成的研究分析了2015年至2019年期间149个国家近30万名成年人有代表性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这些调查涉及了疫苗的重要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于对疫苗的本质、安全性或有效性缺乏信任，疫苗存在被民众拒绝的可能。而民众对疫苗的信任度与医学安全程度、政治动荡及虚假讯息的散播等因素有着明显关联。
在欧洲，民众对疫苗安全信任度正在上升，法国人对疫苗信任度已从原先的22%增至30%。英国人的信任度也从47%拉高到52%。
然而，情况仍不容乐观。
在亚洲和非洲，阿富汗、菲律宾、印尼、尼日利亚、韩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对疫苗的信任度大幅下滑。该研究举例说，菲律宾人对疫苗安全的信任度从82%下降到58%，可能与过去3年当地接种的登革热疫苗相关的儿童不良反应事件有关。
坎普曼认为，对于公众的信心，一方面我们要明白这些数据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前收集的，疫情的到来可能会给人们的想法带来一些变化。
“所有的疫苗都有潜在的副作用风险。我认为存在一个风险和收益率的问题。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对自己生活的威胁程度。我们需要做的是向人们解释接种疫苗的风险和好处。我认为人们对疫苗的信心会上升，而且我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疫苗。当一个社会中有70% 的人接种了疫苗，就足以产生群体免疫效应。”坎普曼说。
阿尔特曼则认为，全球接受有效疫苗是目前这场大流行灾难的主要出路，如果没有达到有效的群体免疫水平，人类可能会像2020年一样持续生活很多年。
有了疫苗，还需要有公平的疫苗接种才能最大可能地拯救最多人的生命。
9月14日，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的第四份《目标守卫者报告》援引了美国东北大学的生物和社会技术系统模拟实验室（MOBS LAB）对新冠疫苗的接种状况所做的建模分析，对比了 “疫苗优先分配给高收入国家”和 “疫苗按人口比例分配给所有国家” 两种情况下可避免死亡人数占比。
推算结果表明，如果将疫苗优先分配给高收入国家，会避免33%的死亡。但若采用相对公平的疫苗接种方式，让所有国家按照人口比例分配接种疫苗，死亡避免率则可高达61%，近乎前者的两倍。
不幸的是，从很多发达国家迄今的行为看，囤积疫苗的情形似乎更有可能出现。
报告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早一个月结束疫情，世界就会节省5000亿美元。如果某些国家全民接种疫苗，它们的经济会稍微好一点，但没有一个模型显示，在疫情在其他地区肆虐、全球供应链继续中断、国际旅行受阻的情况下，少数几个国家可以独自恢复繁荣。
为了达到有效且公平的分配，盖茨基金会倡议：把久经考验的全球卫生机构召集在一起，研发、生产和交付诊断检测、治疗药物以及疫苗。按照“新冠肺炎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为疫苗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家，将被保证按其高危人群的比例获取疫苗组合中的成功疫苗。
然而目前仅有欧盟、韩国、日本和一些中东国家对此表示支持。
在对全人类同胞的公开信中，盖茨这样说道：“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我们知道有两件事是肯定的：我们希望尽快结束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还希望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是全球性的，国家层面的解决方案是不够的。边境也无法阻挡病毒的传播。这一次，道德论点与自我利益论点之间没有矛盾。”
这一次，我们是否能够完成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