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新冠病毒的对抗，已经进入了艰难的持久战阶段。防控疫情与复工复产的矛盾，成了“同一个世界，同一大难题”。
中国内地会出现第二波疫情吗？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近期病例激增，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评价当前世界上的各个“防疫流派”？中国的“抗疫”战略还有哪些值得补充完善的地方？疫苗上市之前，我们有希望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吗？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专访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金冬雁。他将于4月9日在由未来论坛发起的《理解未来》科学讲座上讲述“人类冠状病毒的前世今生”。
《中国科学报》：此前有学者声称中国暴发新一波疫情的风险较大，但也有很多科学家坚信中国不会再出现大的疫情高峰，对此您怎么看呢？
金冬雁：一波疫情结束后，会不会暴发第二波，决定因素在于这个病毒本身的传播规律和人们采取的防控措施。
从历史上看，有些疾病的全球大流行是存在第二波的，而且有些疫情的第二波更为凶险。以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为例，第一波疫情的致死性其实并不强。但是半年后疫情卷土重来，死亡率大大提高，但其后致病性又逐渐减弱。据推测，流感病毒所发生的“抗原漂变”是导致致病性出现变化的重要原因。
目前新冠病毒已经感染了100多万人，还没有监测到大的变异。尽管不同国家的死亡率差别很大，但感染的其实都是同一种病毒。
人群的行为也会影响疫情的未来走向。鉴于我们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非常严格的措施，因此也有可能是通过付出巨大的代价，换取第二波疫情不再发生。
《中国科学报》：早期，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通过密集的检测和追踪，控制了新冠病毒的最初传播。但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新感染病例的激增——关键问题出在哪里呢？
金冬雁：以香港为例，我们至今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疫情冲击。第一次是内地疫情暴发之后，香港和武汉的各种联系非常紧密，因此也很快出现了疫情；现在是第二波，疫情冲击得非常厉害，医疗系统也出现了紧急状态。
我想这有一部分是城市特性决定的——香港和新加坡对自己的定位都是国际城市，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因此面临的疫情回流压力更严重。
香港有很多子弟在海外读书。前段时间，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恐慌情绪比较严重。因为英美对疫情的干预措施比较弱，有意无意地采取了类似于“群体免疫”的策略。有些年轻人出现症状去看医生，医生的答复是“你们可能都感染了，不过你们不需要检测，先好好休息，有事再来找我吧。”
这和中国通过严防死守来尽量保护人群的策略截然不同。两个系统有各自的逻辑，留学生夹在中间，容易出现恐慌情绪，急于回国。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采取专业的防控措施去应对，效果应该会不错的。
《中国科学报》：现在内地流行“抄作业”说，很多中国人好奇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不能更多地学习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如何评价当前世界上的各个“防疫流派”？
金冬雁：我想说，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其实也都在根据各自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尽量减少疫情给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带来的影响。
中国内地是以雷霆万钧的气势，非常果决的手段，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是有目共睹的成绩。但面对接下来的挑战，特别是防控第二波疫情和实现复工复产两大难题，还是有必要博采众家之长。
例如香港一直没有采取封城措施，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关停一些高危场所，或者限制聚餐人数和人员距离等。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基本没有停顿。但是与此同时香港的追踪和检测力度很大，香港总共700万人，已经检测了9万人，检测比例是全亚洲最高的。这种主动出击追踪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的做法，有助于及时发现并遏制新的聚集性感染，我想这种做法就值得内地借鉴。
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信息透明度很高。像我们家楼下，有人从境外返回了，经检测是无症状感染者，很快卫生防疫中心就告诉我们，他住在哪个小区哪一层，但是不会公布他的姓名等信息，这对切断社区传播链非常重要。像北京前段时间出现的“楼梯感染”案例，就可以通过信息公开来防范。
英国通过隔离70岁以上的老人来降低死亡率；日本虽然总检测数很少，但也主动去为老年人和其他高危人群做检测，将流行病学调查做足做细，这些都是很好的举措。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中国的“抗疫”战略还有哪些值得补充完善的地方？
金冬雁：主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特别是对武汉这样暴发过大规模疫情的城市，选择一些“样板”社区，开展血清学检测，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感染过新冠病毒，到底有多少是无症状感染者，还有多少人仍受感染。
如果把这些都搞清楚了，将是做出正确决策的非常重要的依据。
我们国家有举国体制的优势，能动员很多人力物力，做到这项工作并不难。关键是不要惧怕，也不要有任何顾虑：即便这个数字很大，也不可怕——真相是最重要的。如果发现感染率较高，但是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自行恢复了，这其实是天大的好事，可以说明离群体免疫到底还有多远。
曾经受到感染但已完全恢复的武汉及湖北居民，应当尽早给予绿色健康码。他们体内有大量抗体，不会再受感染，特别适合从事医疗救护、看护照料、保安、快递、餐饮等高风险工作。这些人是宝贝，不应受到歧视。
《中国科学报》：从4月1日起，中国开始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您如何评价这个举措？
金冬雁：这个举措非常重要，但光公布数字是不够的，还要把后续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科学研究跟上。
无症状感染者的排毒期有多长？排毒的动态规律是怎样的？他们体内产生抗体的情况如何？
把这些能测的数据都测清楚了，将为接下来的防疫工作积累很重要的经验。
《中国科学报》：有专家提出，我们不能“光指望疫苗控制疫情”。在疫苗上市之前，我们有希望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吗？
金冬雁：疫苗上市之前，如果药物研究能取得重大突破，建立起有效的治疗规范，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会大大减小。
目前中国湖北以外地区、韩国、德国的病死率都比较低。如果能用有效的医疗手段把病死率控制在1%甚至0.5%以下，这个疾病就可以常态化、常规化管理，人们也就不再那么恐惧。事实上很多病毒性传染病的发展规律都是这样的。
不过，即便这一波疫情平息，“保持社交距离”也很可能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实施。显然，新冠疫情终将载入史册，对全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心理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科学报》：我看到有专家在担忧，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存在“ADE效应”，进而给疫苗研发带来很大的阻碍，您认为新冠疫苗研发的前景乐观吗？
（ADE效应：即抗体依赖增强效应。某些病毒一次感染产生的抗体，不仅不能中和病毒，反而让二次感染的症状更加严重。ADE效应会导致部分疫苗无效甚至有害，也会让二次疫情更加凶险）
金冬雁：人们担心新冠病毒存在ADE效应，一个很大原因是过去有研究声称SARS病毒存在ADE效应。但这只是实验室研究，同样的效应会不会在自然感染状态下发生，至少在SARS病毒和MERS病毒中都没有得到证实。而其余4种症状比较轻微的人类冠状病毒也都没有证明存在ADE效应。
登革病毒的ADE效应是最著名的。登革病毒有4个血清型，被一种型别的登革病毒感染后的康复患者，如果再感染另一型别的登革病毒，症状会更加严重。但可以看出，这种ADE效应是在比较特殊的条件下发生的，比例并不高。
综上，我不认为新冠病毒会发生ADE效应，即便发生，也是低概率事件。更没必要因此就对疫苗研发的前景感到悲观。
但新冠病毒是否存在ADE效应，这个问题的确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原标题 港大教授：从历史上看，有些疫情第二波更凶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