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发布的一项研究称，与宣扬个人主义的美国人相比，信奉集体主义的中国人对竞争中的不道德手段更为警惕，也更倾向于将同伴表现出的友好行为解读为“糖衣炮弹”。
论文作者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实际上更有可能对群体成员保持警惕。
论文标题：“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群体警惕”
这篇论文很快在网上引发关注和讨论。
有人认为，这是对中国集体主义的批判，有人认为这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哗众取宠，还有人担心类似研究会加剧种族和地域歧视，让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偏见被“合理化”。
对于这些争议，论文通讯作者、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生刘诗通过“科学网”作出独家回应。
论文的核心是一个叫做“群体内警惕”的概念。
群体内警惕：对群体中的同龄人，如同学和同事的社会警惕。这是一种预测群体内成员会对自己产生威胁的社会认知倾向。
在动物界，对捕食者警惕是非常普遍的行为。
但有趣的是，在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中，很大一部分警惕性指向了同一社会群体中的同类，因为它们可能是竞争和攻击的重要来源。
为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社会的群体内警惕，研究人员设计了3项研究。
研究1：“TA在面临竞争时，会怎么做？”——比较美国和中国在职成年人的群体内警惕。
研究1的部分问卷
论文称，之所以选择美国人和中国人进行比较研究，是因为“有研究表明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注重集体主义，而且在强调社会和谐方面，两国差异尤其大。”
结果显示，有62%的中国人和84%的美国人预测主人公会采取合乎道德的竞争手段，如“研究角色”“提高自己”。
20%的中国人和11%的美国人预测主人公会采取不道德的竞争手段，如“毒害他人”“与管理者发生性关系”。
此外还有18%的中国人和5%的美国人给出了游走在道德边缘的灰色幻想，比如“成为领导的好朋友”。
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小剧本”都有男主角版和女主角版，受试者会被随机分到其中一个版本。主角的性别对结果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人更倾向于预测主人公的不道德手段
结论1：
来自集体主义文化（中国）的人比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美国）的人有更大的群体内警惕
研究2：“你认为别人对你有威胁吗？”——比较中国水稻种植区和小麦种植区的群体警惕性
研究2的部分问卷
研究2在研究1的“小剧本实验”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环节：评估受试者的道德感、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对竞争的认知。
结果发现，同样是中国人，与来自小麦种植区的人相比，来自水稻种植区的人群体内警惕更强。
群体内警惕与稻田比例呈现正相关
这篇论文研究的主题是集体主义文化对群体内警惕的影响，为何又牵扯到小麦和水稻上？
这里要提到最新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助理教授Thomas Talhelm和他著名的“大米理论”。
早在2014年，Thomas Talhelm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封面文章，指出水稻的种植模式使人更倾向于相互依赖，而小麦种植使人变得更加独立。
也就是说，水稻种植区的人可能更具有“集体主义精神”。
“大米理论”论文登上Science封面
结论2：
相比来自小麦种植区的人，水稻种植区的人同时具有更强的集体主义意识和更高的群体警惕性。
集体主义文化和群体警惕性之间的正相关，可能是由对竞争的敏感性介导的。
也就是说：集体主义越强→对群体内竞争越敏感→群体警惕性越强。
研究3：“他的好意是真是假？”——不同情境下的群体警惕性变化
研究3的部分问卷
研究3设计了一些关于同事友好行为的日常小插曲，比如提供帮助、邀请吃饭等。
但是这些行为同样可以被理解成某种阴谋，比如假意帮忙修改文件，暗地里篡改文件内容；或者假装热情地请客，实际是为了灌醉对方等。
果然，一些受试者在问卷上“脑洞大开”。
一名受试者写道：“亚当的朋友开始检查项目，删除了设计的一些部分……朋友还“不小心”把几页纸扔进了垃圾桶……他的朋友不希望看到亚当获得成功和晋升。”
结论3：
在竞争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有21%的中国人和4%的美国人将来自同伴或同事的友好表示视作“糖衣炮弹”“口蜜腹剑”。
在明确的双赢情境下，中国人的群体内警惕性会显著下降；而在明确的胜负竞争情境下，美国人的群体内警惕性会显著上升。
不同竞争强度下的群体内警惕性变化明显
论文指出，集体主义在强调紧密的社会关系时，也会产生一大副产品——内部竞争。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可能对群体成员保持警惕。
这篇论文在PNAS上发表后，引发了热烈讨论。
代表性观点包括：
1. 论文打破俗套，展示了集体主义文化在人际关系领域的复杂性。
2. 类似研究结论可能加深偏见，甚至加剧地域和种族歧视。
3. 这篇论文只能证明中国人确实比美国人更加猜疑，但无法证明这是由集体主义导致的。
4. 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结论是建立在“大米理论”上的，而“大米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理论。
浙江大学学者阮建青曾撰文挑战“大米理论”
对此，论文通讯作者向“科学网”作了独家回应。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刘诗：
我觉得本文的争议主要在于对vigilance的理解。我们对vigilance的翻译是“警惕”，取中国古话 “防人之心不可无” 里的“防人之心”。而一些社交网站上的翻译是“猜疑”，这就招致了一些误解。事实上，警惕不是一种过失，而是有其优势的。
有研究表明，警惕一些对东方人是有好处的。2018年的一篇论文称，警惕性高的日本人能更好地调节自己的行为，也更健康；但警惕性高的美国人并没有得到这种好处。
我做这项研究的初衷，是通过了解文化，帮助人们过得更幸福快乐。
“科学网”也邀请到两位未参与这项研究的专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东华盛顿大学教授李宁：
我个人认为这项研究的方法和设计是合理的，也是巧妙的。可以商榷的地方是其样本的选取并非随机。比如，他们的第二项研究的样本来自中国3所大学的400多位学生。因此，其结论是否具备可推广性还有待检验。不过，这也算不上根本缺陷，在社科领域很难保证样本的随机性。
另外，我个人很希望看到类似的比较研究从中美比较扩展到更多的国家。比如，中日两国都被认为是集体主义文化，其群体内警惕性有什么样的差异？
对文化可能带来的冲突的担心，不能成为拒绝研究文化差异的理由。我们只有更好地研究文化差异，正确认识文化差异，才能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去避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
东南大学教授吕乃基：
我认为论文所涉及的3项研究，第一项相对较为靠谱，第二项实验涉及的“大米理论”存在争议；第三项实验中，因受试者“脑洞大开”而缺乏逻辑一致性。可以认为，这些结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成立。
论文的关键词“警惕”，隐含着对“人性恶”的疑虑。西方文化主要通过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防范人性之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他人高度警惕的必要性。
而在东方文化中，由于契约关系的缺乏，只能从心理上防备他人。“人心隔肚皮”“口蜜腹剑”，这些中国成语都表达了对他人的“警惕”。同样，“亲兄弟明算账”“先小人后君子”等流传至今的话语，则是集体主义氛围下个人的维权措施。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各有优点和弊病，探究问题并不一定就是“偏见”，更谈不上用一篇研究论文将偏见“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