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赤子心 同心赴国难
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出钱出力支援抗战，千余人回国参加东江纵队
在惠州东江纵队纪念馆里，有一面墙上挂着数位参与东江纵队抗战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的人物画像。在东莞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枚“中国港侨救护团战地救护队第五队图记”木质印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华侨团体用各种方式发动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筹款、募捐，并将所得钱款汇回祖国救济伤兵、难民，还纷纷回国参战。据不完全统计，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建立起，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参加的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有1000余人。
发起海外抗日捐款活动
在东莞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里，一张1939年出版的《星洲日报》刊载了《惠侨救乡会第二次代表会宣言》。大会发动第二期募捐，把募捐所得款项40%捐给新四军，40%捐给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纵前身)，20%作惠州难民教济费。
这份报纸记载，会后南洋华侨掀起抗日救亡捐献热潮。工人、店员、职员捐出每月工资收人的5%至10%，有的妇女把积蓄、首饰甚至订婚戒指都捐了出来。
“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非常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支持祖国的抗战。他们陆续掀起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惠州东江纵队纪念馆馆长曾庆香介绍，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在建立初期的经济来源，一方面依靠当地群众、自筹伙食费用，另一方面依靠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支援。
从1938年8月开始，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先后组织了15个工作队、12个服务团队，2个剧团、1个政工队共500多人回到东江。他们广泛深入东江城乡，慰问饥寒交迫、伤病侵扰的同胞，发放救济粮食和衣物，免费给伤、病员治病，鼓励受难的同胞行动起来，保卫家乡。
1938年10月30日，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会”)成立，将分布在南洋英荷两属各地的10万惠属侨胞组织起来，形成抗日救国力量，对促进华侨救乡运动广泛持久地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久，南洋惠侨救乡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三个爱国团体代表在香港开会，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
“他们主要是广泛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写标语、画漫画、出墙报、演出抗日救亡戏剧控诉敌人罪行，动员群众奋起抗日。”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魏法谱介绍，“东团”还负责总团部日常事务及与南洋惠侨救乡会联系，动员和组织爱国青年回乡参加抗战，保证“东团”物资供应。
在位于东莞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记者看到几张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捐款收据，这是当年海外华侨在财力上大力支持祖国抗战的见证。
据介绍，抗日捐款名目繁多，有月捐、难童捐、救灾捐、购机捐、寒衣捐、劳军捐、特别捐和献金、义卖义演等。
1939年初，海外华侨通过宋庆龄转交给曾生部队的捐款单笔就达20万港币，他们此后还多次送回被服、军服、药物等物资。仅有300人的纽约惠属华侨，当年下半年为支持曾生部队和“东团”，分别汇款法币5000余元，港币6800元。
回国参战烧掉返程通行证
沙鱼涌在深圳市大鹏新区，是一个出海口边的小村庄。每到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来这里度假。1939年6月，73名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吉隆坡队的队员们带回大批救济品和药品及慰劳品在此上岸，赴东江参加抗战。
随着南洋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深人开展，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他们纷纷要求回国、回乡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香港市工委和香港海员工委以香港“惠青回乡救亡工作团”的名义，先后组织10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分三批回到惠阳、宝安边区的大鹏沿海地区，参加抗日救亡的组织和动员活动；1938年3月，以香港海陆丰同乡会名义，组织“海陆丰旅港回乡服务团”共20多人……
“有的侨团派出代表回到祖国了解日寇奸淫掳掠屠杀我们同胞的实情，回去向广大侨胞宣传报告。”东纵老战士、葵沙乡党支部第一任书记李惠群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很多是取道香港大埔乘坐大鹏轮轮船从沙鱼涌上岸。
“这条航线自广州沦陷后就成了一条重要国际运输线。”李惠群回忆录中记载，当时上级党委布置沙溪乡土洋村党支部，负责设法在沙鱼涌接待并转送回祖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从1938年冬至1940年初，仅土洋村党支部迎接、转送爱国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先后共二十多批，约400余人。
“他们绝大多数回国的时候不留后路，来的时候把回去的通行证都烧毁了，以表明回国抗战到底的决心。”惠州市委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刘立军介绍，回祖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文化水平较高，很多人都带来了武器装备。
据不完全统计，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建立起，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参加的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有1000余人。
南方日报记者 关喜如意 祁雷 实习生 温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