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日电 题：张奇：中国藏传佛教的“博士学位”，如何获得？
中新社记者 李晗雪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各教派先后形成了各自的学经和学位制度；“拓然巴”高级学衔，则是新建立的、得到各教派认可的最高学衔。这个相当于藏传佛教“博士学位”的学衔为何设立？它对僧人的培养和要求，与传统寺院教育有何不同？如今中国藏传佛教僧才培养的教育体系是什么样？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奇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一一解答了上述问题。
回应呼声建立统一高级学衔授予制度
中新社记者：请您先介绍一下藏传佛教学经制度的由来，以及为何新建立一个统一的学位授予制度？
张奇：佛教在大约公元七世纪中叶从南亚和中国内地传入青藏高原地区，在传播过程中，佛教与西藏地方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发展，形成了藏传佛教。从公元十一世纪开始，藏传佛教陆续出现多个教派，影响较大的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寺庙学经和学位制度。公元十一世纪，印度著名高僧阿底峡入藏弘法，创建学经制度。公元十二世纪，西藏桑普寺高僧恰巴？却吉僧格创设辩经制度。公元十五世纪初，著名高僧宗喀巴大师进行宗教改革，创立了格鲁派，并制定了“显密并重、由显入密”的教育思想和学修次第，格鲁派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学经和学位晋升制度，也称为格西学位制度。此后，宁玛、萨迦、噶举等教派也先后建立了学位晋升制度。
当代“拓然巴”高级学衔的建立，可以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建立说起。改革开放以后，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的藏传佛教寺庙，陆续恢复了传统的学经制度。当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大师和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向中央建议，建立一所培养藏传佛教高级僧才的宗教院校。经中央批准，1987年9月1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以下简称高级佛学院)在北京西黄寺成立，由十世班禅大师担任院长，赵朴初先生担任顾问。
高级佛学院成立后，培养了一大批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高素质僧才，在改革藏传佛教学经制度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这里，不同教派的学员一起学习，这就打破了各教派间的门户之见，有利于学员互相取长补短。这时候，大家发现，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学位晋升制度，从学习内容、考试方式到学位名称等，都不一致，藏传佛教内部要求建立统一权威的学位授予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经过深入调研、并广泛征求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以及专家学者意见建议，各有关方面达成共识后，2004年7月，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了《藏传佛教高级学衔授予办法(试行)》。
《办法》规定：新学衔的汉文名称为“藏传佛教高级学衔”，藏文名称为“拓然巴”，即藏语“托仁木然降巴”的简称。“托仁木”意为高级，“然降巴”意为博学高明之士，合起来可以理解为“高级的博学高明之士”。
“拓然巴”是迄今为止藏传佛教最高的佛学学衔，相当于佛学博士学位，由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负责招生、培养和学衔授予等工作。
2004年，高级佛学院招收第一期高级学衔班学员13人，学制一年，招生对象是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藏传佛教寺庙具有较高宗教造诣的僧人。后来，每年的招生计划从最初的一个班、13人，扩大到三个班、39人，学制也从一年调整为三年。目前，在校学员100余人。
三级学衔制度确立
中新社记者：目前，中国藏传佛教僧人的培养呈现为怎样的教育体系？已经建立起完整制度了吗？
张奇：高级学衔制度率先建立和实施后，逐步得到藏传佛教界的认可，建立与之配套的中级、初级学衔的工作随之开展。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佛学院参照高级学衔招生、教学、授衔等模式，试点开办了初、中级学衔班。
在总结各藏语系佛学院办学经验的基础上，2015年4月，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了《藏传佛教学衔授予办法(试行)》，明确规定：藏传佛教学衔分为初、中、高三级，分别为“禅然巴”“智然巴”“拓然巴”。其中前两个学衔由省、自治区佛教团体举办的藏传佛教院校授予。“拓然巴”高级学衔由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授予。该《办法》的颁布，标志着藏传佛教初、中、高层级分明、衔接有序、系统完整的三级学衔制度正式确立。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以举办高级学衔班为主，培养和授予“拓然巴”高级学衔，也可根据需要开办中级学衔班，授予“智然巴”中级学衔。
西藏自治区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4省各有1所省(区)级藏语系佛学院，以培养“智然巴”中级学衔为主。
四川甘孜、阿坝和青海玉树各建1所省级佛学院的分院，以培养“禅然巴”初级学衔为主。
此外，具备一定条件、经过批准的藏传佛教寺庙学经班，可作为省级佛学院的分院，开展初级学衔的培养。
“拓然巴”：既是僧人，也是现代公民
中新社记者：请问高级佛学院对僧人的培养方式、课程内容与传统的寺庙教育有何不同？
张奇：当代社会，一个只会念经却不了解社会发展情况，没有基本的科学和人文知识的僧人，不仅难以适应社会，更难让信众信服。特别是对“拓然巴”高级学衔班学僧的培养，要比一般僧人要求更高。高级学衔获得者不仅要有系统完备的宗教知识，也要有较高综合素质。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条标准：“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基于此，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充分体现了上述要求。
学院的课程分专业课和公共课两大块。专业课即宗教课，由高级佛学院从各教派聘请高水平的经师，以传统方式讲授中观、因明、俱舍、般若、戒律等“五部大论”的经典内容。
公共课课程非常丰富。首先是汉语文和藏语文课程。因为学员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学员，接受义务教育的时间不是很长，补习文化课对他们而言特别重要。其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宪法与法律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时事政治等课程，提升学员政治素质，让学员明白国法大于教规，公民大于教民的道理。第三，开设计算机应用、健康卫生、现代科技知识、寺庙管理等方面的课程。
高级佛学院非常注重现场教学。定期组织学员到国内各类宗教文化场所、名胜古迹、红色纪念地、高科技企业，以及纪念馆、博物馆开展现场教学和参观考察，使学员能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
高级佛学院也会组织学员“走出去”，到蒙古国、泰国、尼泊尔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开展宗教文化交流及辩经展示。
若将高级学衔教育与藏传佛教传统学位教育做一个比较的话，主要有以下三点不同：
一是培养方式不同。传统的学位教育主要是在寺庙跟随本教派的经师学习。而高级佛学院实行现代学院式教育，不同教派的学员在一起接受全日制脱产学习教育。
二是学习内容不同。传统的学位教育主要是学习佛学知识，侧重修习思辨，而高级佛学院除了开设宗教课外，还开设有丰富的公共课课程，重视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
三是授予学位不同。传统的学位教育由寺庙授予本教派的学位，而“拓然巴”学衔由高级佛学院授予，受到各教派的认可和尊重，更具有包容性和权威性。
境外佛教界的“惊讶”与“羡慕”
中新社记者：目前藏传佛教界、信众等各方面对“拓然巴”高级学衔的认可情况如何？境外佛教界对包括“拓然巴”高级学衔在内的三级学衔制度评价如何？
张奇：经过十几年努力探索和实践，高级佛学院在高级学衔班的招生、教学、管理、授衔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规定和成熟的做法，一大批高素质的爱国爱教僧才获得“拓然巴”高级学衔。他们回到地方和寺庙后，普遍受到寺庙和信众的肯定和信任。有的在寺庙担任经师、堪布等教职，或进入寺庙管理组织工作；有的在各级藏语系佛学院担任院领导或经师；有的参加教规教义阐释和三级学衔教材编撰工作；有的在佛协组织任职；部分表现突出的还担任地方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可以说，“拓然巴”高级学衔在藏传佛教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
从近些年高级佛学院招生的报考情况，也可看出藏传佛教僧人对“拓然巴”高级学衔的认可程度。目前在院学习的第18期高级学衔班有一位已60多岁的学员，连续考了三年，最终才如愿考取。今年5月招生时，有一位甘肃省佛学院毕业的考僧给学院写信，表示已连续两年参加高级学衔招生考试，因综合成绩不够，没有获得到学院学习的机会，但是自己不会放弃，还要继续报考。目前，学院每年的录取人数在30人左右，但是报名人数都在150人以上。由于报考僧人逐渐增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近几年，高级佛学院组织师生到境外开展交流，当地佛教界了解到三级学衔制度的情况，感到很惊讶。因为这打破了他们以往的认知——长期受西方带有偏见的宣传影响，他们往往以为在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现在亲眼看到藏传佛教不仅得到健康有序传承，在创新发展方面还很有成效，感到很羡慕，不少人还希望能来高级佛学院学习交流。
应有关方面要求，高级佛学院曾为蒙古国、尼泊尔各举办了两期藏传佛教僧人培训班。根据两国僧人宗教学识、文化水平和语言差异等不同情况，精心遴选教材，选强配优经师、教师、班主任及翻译人员，细致做好学习、生活保障，各个班次均取得良好成效，在两国佛教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类班次今后还会继续举办。
三级学衔制度是藏传佛教学经制度的重大改革创新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评价三级学衔制度的建立？
张奇：三级学衔制度建立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优秀僧才。截至2021年，高级佛学院共举行17次高级学衔授衔活动，273名毕业生获得“拓然巴”高级学衔。地方各级藏语系佛学院培养出1102名“智然巴”中级学衔和1245名“禅然巴”初级学衔获得者，大大优化了藏传佛教界人才结构，有效缓解了高素质人才后继乏人的状况。
藏传佛教三级学衔制度既充分尊重和继承了各教派学经和学位制度的传统，又吸收了现代学位教育的经验和做法，涵盖了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具有团结、进步、民主、和谐的特点，满足了藏传佛教内部建立统一权威的学位制度的愿望，是藏传佛教学经制度的重大改革创新，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生动实践。三级学衔制度的建立，对培养爱国爱教高素质僧才、推动藏传佛教健康传承发展、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