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她至今依然是后辈眼里的“女神”
本报记者 张冰清
通讯员 孙美燕 魏安东 孙杜鹃
90岁的郑宝琴如今住在富阳瑞丰老年公寓，眼睛几近失明。
她请别人把10元、20元、50元的钞票分别扎成一捆捆，默默记在心里，到超市买生活用品时，就摸着从中抽出相应的数额结账。
郑宝琴是浙大妇院原产科副主任，她这双眼睛，曾捕捉过不易察觉的病变，温暖过陷于危急中的产妇，鼓舞过手足无措的学生，挑选过手工缝制的旗袍……如今，却因高血压引起视网膜病变，只剩下了隐约的光感。
然而一俟她谈起学医、从医的往日时光，我们却马上从那双看似浑浊的眼睛里，捕捉到了闪耀的光芒。
幼年被医生从鬼门关拉回
发奋成为了最小的医学生
拜访郑老那天，遇上降温，老人穿了一件黑底红花的棉袄，搭配一条色彩鲜艳的丝巾。“我平时不穿棉袄的，早知道你们要拍照，我就穿好看点了。”她像小孩般撒娇道。
郑宝琴爱漂亮，这是浙大妇院老员工都知道的。老年公寓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她和老伴结婚60周年时的合影，一个穿唐装，一个穿旗袍，笑眼盈盈，那是她最中意的服装样式。
几年前，她视力严重退化，同样年迈的老伴无力照看，她就在同事推荐下住进了富阳的老年公寓。虽然眼睛不好，但她完全不需要别人搀扶，早餐后独自摸索着乘电梯下楼，走到花园散步。
初来乍到的我们见状，不禁大惊小怪，生怕她摔着磕着。老人却一脸淡定：“这里我比你们熟。前几年，我还自己搭公交车回医院参加活动呢。”
谁又能想到，眼前这个蓬勃、顽强的生命力，曾险些在9岁那年凋零。
郑宝琴1931年生于江苏常熟，祖父经商，祖母是秀才的女儿，父亲大学学的是外语。日军入侵后，一家人逃到上海，父亲靠一口流利的英语应聘到一家中美烟草公司，全家住在法租界。
9岁那年，她高烧一周不退，一个江湖郎中只留下一句话，“另请高明”。晚上，母亲守着上半夜，祖母守着下半夜，都觉得她命不久矣。
父亲请来一个学医的中学同学，每天为她注射葡萄糖、配药，硬生生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那时我病得皮包骨头，居然还活了下来，觉得医生特别伟大，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当医生。”
16岁，郑宝琴如愿考上医学院，成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
每晚泡一杯浓茶挑灯夜读
急诊后回家儿子不见踪影
虽然年龄小，但脑瓜灵，郑宝琴学习、实习时都深得老师喜欢。后来毕业分配到浙江省妇幼保健院(今浙大妇院)。档案显示，当年她是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的。
那时，年轻的她和初建的医院都处于起步阶段，犹如新生的婴儿一般蹒跚学步，相伴着一起茁壮成长。她白天忙于临床实践，晚上如饥似渴地看书，不看到12点不睡觉。
每晚，她宿舍的书桌上都放着一杯浓茶，杯子里一半都是茶叶，只喝两泡就倒掉重泡。后来浓茶失效了，她又换成咖啡提神，以至于睡眠质量一直不佳。同事甚至开玩笑说，晚上有急诊就找郑宝琴，她不睡觉的。
当时浙大妇院有一个抢救小组，只要接到全省急危重症产妇的求助，省卫生厅就会派车送医生下乡治疗。郑宝琴自告奋勇成为小组的四位成员之一，“我不晕车，跳下车就能进手术室开刀，不影响工作，我不去谁去？”
有一次，诸暨一个产妇情况危急，当地医生束手无策，她和同事连夜赶了过去。只见产妇脸色蜡黄，持续出血，她当即判断是妊娠合并急性肝损伤，第一时间组织手术。
手术结束时已是后半夜，她在病床边一直守到凌晨，观察出血情况和生命体征，确保产妇已脱离危险。“我就是这种性格，一定要看到治疗效果才放心。”
还有一个冬夜，正在宿舍休息的郑宝琴接到急诊通知，她丢下熟睡的小儿子赶去医院抢救。等抢救回到家，床上的小儿子不见了，她找了半天才发现儿子滚到了床底下，小小的身子蜷缩成一团，哆哆嗦嗦。
“别人对我说，你不心疼啊，这么小的孩子，大冬天夜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心疼肯定是心疼的，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也只能给他捂捂暖，擦干净。那时候大家工作都是很拼的。”
容易混淆的胎位她能够轻松辨别
因旗袍和中非总统夫人结下友谊
时隔多年，浙大妇院原护理部主任周杏仙还把郑宝琴当“女神”来崇拜，“当时产科主任是刘天香院长兼任的，郑宝琴是副主任，日常产科工作都是郑主任主持，她是我们产房的‘定海神针’，每次遇到困难的生产，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
周杏仙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产科医生还不能早期准确识别“前不均倾位”和“枕横位”两种胎位。前不均倾位经常会被误认是枕横位，两者容易混淆，但处理方法截然不同：前者需要剖宫产，否则会发生不良后果；而后者则绝大部分可以自然分娩。
“郑主任在判断、处理这类情况方面是绝对的权威。” 周杏仙说。
她有幸目睹了郑宝琴的“独门秘籍”。一开始，产妇情况一切良好，看起来完全可以顺产。但随着产程推进，她的情况越来越不妙，产程停滞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
郑宝琴仔细观察了产妇的情况，作了相应检查后，立即确诊：这是前不均倾胎位，赶紧剖宫产。
“我当时正好在她身边，她看我一脸疑惑，就让我也戴上手套检查一下，在她的指点下，得到了领悟，这对我之后的临床工作帮助很大。”周杏仙说。
郑宝琴高超的产科技术甚至走出了国门，名扬海外。上世纪80年代末，她被卫生部派到中非支援，成为了总统府的保健医生。当时，总统夫人正好怀有身孕，妇产科出身的她自然接过了“保胎”的重任。
那个年代，国人穿衣都还比较朴素，郑宝琴觉得出门在外，形象上绝不能给国家丢人，特地去定做了三身旗袍。第一次去总统府，她穿了一件灰底黑色小花的旗袍，抹了一点口红，总统夫人连连称赞漂亮，也拿出当地的传统服饰给她欣赏，两人因此成为好友。
当地没有B超，也不能查胎心，郑宝琴全凭经验来摸胎儿大小、位置，每周去总统府检查一次。由于总统夫人曾生过多胎，生产时一度大出血，她和一位法国医生一起帮她度过了难关。
她还把治疗不孕不育的技术带到了非洲大地，颇受当地居民欢迎，诊室常常排起长队。
那时，她的眼疾已有一些征兆，忙起来眼睛充血，连当地居民都劝她多休息。
作为医生，她第一次轻视了病情。而病人，是她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