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颗热爱中华文化的石头
——对话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包华石
■本报记者 王一
很多人秉持一种所谓的“常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有本质上的不同。
但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家包华石并不认同：某些标榜为“先进”的观念，并非西方文化的专属。细细追溯西方思潮火种的由来，会发现，启蒙的种子里亦有中国的分量。
经过多年中国艺术史和比较文化的研究，包华石跳出了中西文明对立的怪圈，也破除了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误读：“我要做的就是从客观的历史出发，让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
清华园里最美好的时光，一般是5月前后，此时春意正盛，草木勃发。往年包华石到清华大学开始系列讲座的时间，正是5月初。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的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卢文超回忆：“在这个时节的园子里，举行这样一场场思想的盛宴，真是一件美事。”
这也代表了很多清华学生的看法。除了乌泱泱席地而坐的听众，还有很多学生站在教室门外听，这是包华石讲座不变的场景。而今年，这场景延伸到了线上——他的线上读书会十分火爆，提问者众多。
包华石喜欢穿马甲，颇有绅士风度。他的中文既清晰又流利，听起来根本不觉得是一个美国人在讲课。无论是对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古代文献，包华石都驾轻就熟、旁征博引，并做出独立的判断和解读。他的讲座不仅是思想的盛宴，也是视觉的大餐。他展示的丰富的图画和艺术品，让原本有些抽象的理论和思想变得“栩栩如生”。
“包子曰”是包华石演讲的开场白，他风趣地自称“包子”，可见其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从1987年开始，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约瑟夫·列文森，奖励出版于美国的、在中国研究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出版物，美国亚洲研究协会设立了“列文森奖”。列文森奖在国际汉学界拥有重要的地位，而包华石曾两度获得该奖项，这在汉学家中也算罕见。他的著作《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研究汉代的文官制度与视觉艺术的互动关系；《纹样与人物：古典中国的装饰、社会与自我》探讨了文官制度理论的来源，中国人如何从礼制发展到法制；刚刚出版的《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从中西对历史的不同视角出发，挖掘了英国人对中国的文官制度理论的理解和反应。
通过这三本书，包华石试图纠正一种陈旧的偏见——“东方与西方，欧洲与亚洲，两者不能相聚”。他认为，各个文明原本就既是齐头并进，又各有千秋的；它们之间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你追我赶和互有借鉴，“如果把不同于自己的其他文化都视为‘他者’，那就是心胸狭隘、画地为牢了”。
清华大学教授刘东认为，包华石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声辩”。刘东也接着解释，他只是在保持平和的前提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尽量客观地讲句“公道话”，可这“公道话”讲得如此鲜明执着，便十分珍贵。
“作为美国汉学家，却能跳出‘当局者迷’的怪圈，反思美国中国学的治学前提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是很了不起的”，卢文超这样评价他。
包华石则直言：我觉得在中国很舒服，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美食和好酒，而且品中国茶是每天的享受。他喜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园林，正如他的名字一般：我是一颗深爱中华文化的石头。
埋下了一颗关注中国的种子
解放周末：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
包华石：我出生在美国一个贫困家庭，家里没有多少书，有的那几本也都和基督教相关，其中有奥古斯丁以及托马斯·阿奎纳的文集。当时我觉得这两个哲学家虽然很有智慧，思想深沉，但他们的道德系统有点绝对化了。他们认为，人人必定信仰某种教条，行为稍微不完善就算是犯罪了，大家都要一心一意地服从。
过了几年，美国开始经历“中国热”，到处都可以买到有关中国文化的书，包括哲学与诗词的译文。我15岁时就买了一本《庄子》的译文，相比之下觉得他的思想非常开放，观点也比较合理——没有人能够达到十分完善的境界，也没有什么上帝可以判决人的行为是否完善，大家都需要用心，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那之后，我对中国文化就一直都很有兴趣。
解放周末：那时的“中国热”给美国民众的思想带来了哪些影响？
包华石：自从19世纪以来，西方知识分子都鼓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让我们获得理性、和平的社会。但显然，世界大战让大家意识到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热”乃至“亚洲热”的到来，西方的年轻人开始对东方的思想感兴趣，特别是文学家、画家、哲学家等的思想，有关亚洲思想与文化的书籍也变得流行起来，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解放周末：也是在那时，您决定选择中国史研究作为终身职业？
包华石：那时的阅读算是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关注中国历史的种子。接着，上高中时，我的历史老师劝我：“你虽然是平民区长大的，但一定要读大学。”上了大学以后，他也鼓励我以历史学为专业。之后，我到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艺术史系的指导教授就问我要研究欧洲还是亚洲艺术史，我说亚洲。他又问，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我说中国的。然后他说，那你必须学习中文。所以研究生第一年我就开始学习中文了，学了之后觉得这种语言很有逻辑性，之后便开始了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
解放周末：您为什么自称“包子”？
包华石：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老师讲课时一个常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让学生们放松。所以我自称“包子”，同学们都觉得很有意思，也就更愿意参与课堂上的讨论。使用这个称呼的另一个用意是，我讲课主要使用原始资料，幻灯片上都是古代的文献原文，或是哲学家著作的摘录，或是奏疏诏书的段落，也可能是图画。“包子曰”说明了我自己对这些文本的分析。
解放周末：中国文化在哪些方面影响过您？
包华石：如果说中国文化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太复杂，一时很难说清楚。我从中得到的可贵心得有不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曾提到的。他说，中国人很可贵而且很有效的一个习惯是，抛弃教条而重视实际可用的政策。换句话说，自古以来很多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都认为做事就应该实事求是。那是他40年来学习中国文化的心得，而我也非常同意。
解放周末：您觉得，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中有哪些观念对当今世界仍有意义？
包华石：我总结了几点。
首先是名实相符的道理。比如，把官位看作一种合同而不是个人特权，职能是临时的，要看官员能否履行义务。古时所谓的“天命”是同样的道理。“天命”是临时的，君王施行仁政，就有了施政权力。这些基本观念与欧洲传统的世袭特权十分不同。
上述道理更深层的前提是，权力要依赖于事实。假如官员的行为超越了管辖权的话，就会被视为“渎职”而遭到免职。怎么判断他超越了管辖权呢？实事求是。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有不少人不懂这个道理，施政权力被想象为一种特权，所以即使警察超越了他的管辖权，也不算犯罪。
其次，政治的标准是“得民心”——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所谓“民主”的基本道理都包含在这句话里。
最后是世俗的道德系统。既然没有宇宙之外的“主宰”，所以我们人类必须担负建立道德系统的责任。宋代的思想家推知，政府的责任同样也是促进生命，特别是人民的生命。那么，如果行政权力徇私，那一定会伤害老百姓的生存能力，而这是违背“天地之心”的。从这个道理出发，他们就得出了公与私的区别，“惟职当于事则知所以为民，职浮于事则徒知所以自为而已”。
唯一的办法是促成更开明的视野
解放周末：您是美国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却能跳出“当局者迷”的怪圈，这是怎么做到的？
包华石：我读研究生时正值冷战时期。当时汉学家的任务主要是将中国历史上的先进发展贬低为孔孟文化的死板落后。我一直觉得这么做有点儿没道理。
我芝加哥大学的导师也劝我们要用平衡的标准品评古人的成就，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譬如，当时研究欧洲美术史的学者都鼓吹法国画家库尔贝以大规模的图画描绘劳动人民的辛苦劳动是伟大的事。那么，北宋画家李唐的《灸艾图》也该算是伟大的事，不是吗？我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就问自己，伏尔泰批判欧洲封建制的时候，欧洲历史学家是如何评价的？那我们该同样地评价柳宗元对封建制的批判，绝不能双重标准。历史学家一旦接受了平等的标准，很多事情就清楚多了。
此外，不该将历史上的变化(新现象、术语、社会实践等)视为理所当然，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或西方人)本来如此”。在历史和文化的演变中，没有什么是完全偶然性的变化。
譬如汉文帝的诏书写道：“法害于人，是法为暴也。”欧美的汉学家仿佛都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但此言论实际上是革命性的。其一，诏书承认官方的号令有时不合法，不是绝对的。这个看法与当时欧洲各国的完全不同。在欧洲，君权神授，君主是不会犯错的(中古中国也有类似情况)。其二，诏书确立了一个比皇帝还要高的标准，即凡是伤害人民的法律都是暴政。一个国家必须先建立这两种原则，才能开始实行分权制衡。19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没有建立这种原则，也没有实行分权制衡。我之所以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没有将诏书的内容视为理所当然。
解放周末：所以，正如刘东教授所说，您站在公正立场，为中国人民声辩。
包华石：刘东教授的肯定让我很高兴，对我来说这是很有分量的一句话。不过，这不意味着“为中国人民声辩”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的目的只是希望多多阐明人类历史演变中的根本动态。我觉得，为了追求这一目的，最好的方法是比较历史的研究。历史上最发达的文明大概就是欧洲和中国了，所以不如就它们进行比较。然而，比较必须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不然研究的结果不会可靠。
遗憾的是，我发现很多的汉学家偏于使用双重标准进行比较。这么做的目的大概是为了保证无论实际的历史情况如何，西方始终都是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文明。这种情况类似于法官施行审判的时候，如果有的法官有种族歧视，那么对某些肤色的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如果其他法官能冷静地审查证据，从某种角度说，这是在声辩，但其实他只是从公平的立场做出判决。
解放周末：相较于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先见之明”，历史研究者则往往是“后见之明”，即已知历史的结局，再向前推断历史进程。您认为应该如何摆脱当代视角造成的历史误读？
包华石：我自己的“误读”也有不少，我当然不能只批评前辈的成就。
每一代学者都需要重新思考流传至今的宏大叙事。如果叙事内在的逻辑倾向于说明为何一方比另一方优秀，或者某一方的伟大，那我们都应该加以怀疑，这是一点。第二点，不该从现在的立场回看古代。比如，倘若要品评宋代的新发展，我们的立场应该是宋代以前的时代，不要以当代标准评估古人的价值。第三点，要注意人类在历史上未曾有任何十分完善的制度。冷战时期汉学家往往认为，如果古代中国的制度不完美，那它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当然这是有意为之。同时代研究欧洲的历史学家就不会接受那么严格的标准，相反，对他们来讲，任何细微的进步都算是伟大的成就。这又是双重标准的问题。
解放周末：有学者认为，中国与西方在各方面都存在很多认知差异，因为这是两种基本上为异质的文明。是否只有将不同的文明进行“通分”，找到统一的历史标尺，才能寻觅到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
包华石：虽然现在的汉学家比以往客观得多，但到现在为止，有一些海外汉学家还是会歪曲中国历史的材料来鼓吹西方伟大。
关于“认知差异”的问题，我一直都强调，一般来说，所谓的“西方”特征可以在中国历史中找得到，而所谓的“中国”特征也可以在西方文明中找得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至少四百年来中西的文化交流越来越繁复。虽然回顾历史也可以看得出一些认知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是本质性的，只是文化资源以及一些历史上的趋势或习惯。原则上，文化资源都是可以交换、可以学习、可以运用的，只不过一直到现在，有些趋势还有遗留。
现在，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愈发重要，中国又开始不知不觉地威胁到了欧美统治者的自我价值感。但民族主义无法回应民族主义，唯一的办法是促成更开明的视野，鼓励讲道理的知识分子共同地破解人类所面对的挑战。
文化交流应是历史演变中的常态
解放周末：您是从艺术史进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艺术史的学术背景，为您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帮助？
包华石：艺术品本身是原始资料。为了创造艺术品，有人会承受很大的经济压力，也有人要付出很多时间、思考和劳力。所以，文物的存在不可能是偶然的。据此，我们可以以任何文物为出发点进入社会历史的研究。为什么当时有人愿意承受那么大的负担？对他有什么好处？从艺术品本身的制造和造型来看，我们能否推知他有怎样的预期？
我举个例子。在宋代的诗词里，麻雀常常被视为老百姓的喻体。在不少宋代的图画中，我们也看到遭受冬寒的麻雀，其中有的麻雀很明显地正在啁啾，那是说明老百姓正在抱怨或抗议。宋朝的登闻鼓院是民意反馈的正常渠道，而宋代的图画验证了民意反馈的存在，告诉我们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是一项公共议题，可以在诗词里或者艺术中表达出来。在当时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这样的做法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人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反馈民意，这就与历史事实挂钩了。
解放周末：在您的著作或演讲中，您使用了大量视觉材料，如欧洲肖像画、版画、印刷小册子和中国园林、山水画、石刻、扇面等。某一时代视觉艺术的普遍特征如何体现当时的社会认知？
包华石：古今中外，文学题材的发展通常比视觉艺术要快。杜甫早就用诗歌表露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忍场面。到了宋朝，我们才能看到有关的绘画题材。其原因是，抽象的政治概念一般需要先成为普及化的议题才会表现为图画。因此，图画可以证明某种议题或者政治概念，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普及化。
譬如，以英国为例，大家历来会将财富和身份融合在一起，并将身份与施政权融合在一起。贵族是有钱人，也是身份高的人，所以也是最具有资格施政的人。如果当时的画家需要表现某人有施政权，他只要描绘出他的高贵面貌就行了。欧洲各国也都是如此。所以，在19世纪以前，贵族肖像画是最常见的一种绘画题材。
不过，一些中国思想家(墨子、管子、韩非子等人)很早就意识到施政权与财富或身份毫无关系。在中国的文官制度理论中，施政权处于官职的职能中，与官吏的财富或身份无关。虽然中古中国施政权是与高贵身份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想法可以在敦煌的壁画上得到验证)，但是到了宋代，我们在图画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连皇帝的肖像画也一点都不富丽堂皇。从神宗皇帝的肖像画中，我们能看他的服装是单色的，没什么织锦纹饰；他所谓的“宝座”是普通木制的、没有雕刻的椅子；他没有戴王冠，而是戴了官帽。我们在宋代奏章中发现，任官的权力不来自皇帝而是来自天下。同样，描绘“丙吉问牛”的宋代图画将丞相丙吉的服装、姿势、举止等描绘得非常普通，与一般百姓无异。如果宋人缺乏理解“职能”这一抽象概念的认知力，这些艺术品根本不可能存在。相应地，在英国历史上，只有到了18世纪，画家才开始将施政权与身份区分清楚。
因此，我相信艺术的制造过程、造型以及内容都不是偶然的。艺术品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社会实践分不开的。
解放周末：不仅艺术品可以表达思想，建筑、园林也是一种观念表达。以宋代园林为例，您觉得它体现了哪些自然观念？
包华石：园林与自然之间是紧密关联的。
古今中外，以宇宙观来说，只有两种可能性，即一元论和二元论。后者的第二个“元”一般指上帝，因此，二元论的设想是宇宙之外还有上帝。而在中国，庄子早就说过，即使有上帝，我们无法与之沟通，那不就等于没有上帝一样吗？所以，中国哲学家一直都以一元论作为宇宙观念的基本前提。在一元论的宇宙中，没什么上帝，也没什么绝对真实的观点，每个人的观点都是有价值的。白居易可以说是自然园林的开辟者之一，他写得非常清楚(引用《左传》)：“一人一心，万人万心。”“心”显然是“看法”的意思。中国的园林体现的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解放周末：您希望更多西方人知道中国园林、中华文化的状态。
包华石：我认为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方或西方文化的特质。虽然中国与欧洲的传统原来有些差异，但不是本质性的。要强调的是，在历史的演变当中，文化交流应该是常态。
比如，中国的园林不是几何性的，所以它就是不规则的；而不规则的园林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景色和视野。在欧洲，贵族统治开始瓦解以后，不规则的园林设计也逐渐取代了几何性的构造。18世纪，英国人逐渐掌握了平等的原则，最后他们形成的平等主义运用了不少中国来的观念和术语。当然，中国人同时也向欧洲人学习了很多科学方面的知识。
包华石
汉学家、艺术史家，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教授、前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专攻中国艺术史和比较文化研究。著有《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获1993年列文森奖)，《纹样与人物：古典中国的装饰、社会与自我》(获2008年列文森奖)，《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