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Andrew，是我朋友当中很特别的一个。回顾我和他的交往片段，总是聊天、聊天、聊天。
他汉语很流利，但在表达观点时，常常会用一些中国人不常有的方式。我总能利用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母语以及身处的环境，从而发现一种全新的东西。我们乐于在聊天中挖掘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知道肯定能获得对方的认真倾听。
我们的友谊就建立于此。Andrew在北京生活的几年里，我们常常约着一起逛胡同、吃早午餐或苍蝇馆子，或者仅仅在某个公园里坐着，只是聊天。
2017年，Andrew回到英国，我们各自奔波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保持着非常偶尔的联系。
疫情期间，我们通过微信交流，互报平安。2月中国疫情严重时，他问候我；3月疫情袭击英国，我问候他。
4月初的一天，Andrew跟我约了视频电话。打开视频，Andrew礼貌地问我：“你最近怎么样？”
正进行着14天归京隔离的我可算逮住人聊天了，噼里啪啦一顿倾诉。
我：“我讲完啦！该说说自己了。”
Andrew：“更新一下我的信息吧，我应该是感染了Covid-19。”
听到Andrew感染新冠病毒的时候，我差点叫了出声。脑子飞快地转着，希望能为他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或者情绪安抚。视频另一边的他却很淡定，反而安慰我不要太担心，因为他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目前能做的就是继续在家隔离。
Andrew和两位室友一起在伦敦租房，其中一位室友是澳大利亚人，3月初便返澳避难。
Andrew同时关注着英国媒体和中国媒体，所以比普通英国人更早对疫情产生警觉。“3月初的时候，一个曼彻斯特的朋友约我去他那儿玩。我当时心里暗暗想着，真的能约成吗？你确定眼前熙熙攘攘的场面还能持续吗？英国人太放松了，我们其实很危险。”
如他所料，事态如按了快进键一般发展着。
3月12日，Andrew所在的工作机构让员工在家办公；3月16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了一系列应对新冠肺炎的新措施，其中包括“保持社交距离”；3月23日，鲍里斯宣布了更为严厉的措施，要求民众居家隔离、关闭全国大多数营业场所、禁止社交聚会，仅允许民众因特殊原因每天离家一次，比如去采购生活必需品......
3月24日，伦敦“封城”第一天。就在这天晚上，Andrew上床睡觉时感到肺部不适。“好几次在要入睡时，肺部有液体倒流的感觉。我不敢睡了，生怕在入睡后会发生什么问题。”他当即咨询了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大问题，你睡吧。就算是感染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严重程度应该和流感差不多。”
Andrew的室友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类似症状。
他们感到疲劳、头晕、嗓子哑，并陆陆续续有发烧的感觉。“我们压根买不到体温计，所以一直无法确定是不是发烧。” Andrew觉得自己的症状轻微，但心里总是担心状态会变差。
Andrew和室友登陆英国卫生部的官方网站寻求建议。网站第一屏是“关于普通人如何保护自己免于感染新冠病毒”——尽量呆在家，在外保持两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勤洗手；而第二屏“如果你有发烧、持续性咳嗽”的建议，依然是——不要离开家。
△ Andrew在疫情期间的观察
四月初的英国，新冠病毒的致死人数已经超过两万，而这仅仅是医院里的登记数字；医护人员缺少口罩和防护服，已有数名医生护士在战疫一线失去性命；老人院更是缺少必要的防护。
Andrew说：“政府没有要求民众必须戴口罩，不是因为戴口罩没有用，而是因为很多人买不到口罩，无法硬性要求。”
日益严峻的疫情和日益紧张的医疗资源，是当时最重要的矛盾。卫生部通过社区门诊就医、“NHS111”热线、轻症患者居家观察等政策来分散患者，只有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才能够获得新冠肺炎的检测资格：
1,有疑似症状的一线工作者（包括医护人员，以及运转医疗物资的司机、社工等）;
2,有疑似症状的65岁及以上的高龄者;
3,有疑似症状且无法在家工作的工人（如建筑工人、快递员等）。
△ 2020年，Andrew的自拍。
显然，这两位年轻人无法拥有检测资格。
Andrew一直受某种情绪问题的困扰，主要表现为不能集中注意力，因而非常影响工作和生活。就在伦敦封城前不久，他在心理诊所被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简称ADHD），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药物。这个药物能较好地调整注意力，但有一定的副作用，可能导致血压和心率提高，还可能导致入睡困难，且因个人体质差异而表现不同。
为了弄清楚症状来自精神药物还是病毒，咨询过心理诊所后，Andrew暂时停服药物。在停服药物的三天时间里，他的发烧症状缓和了一些，但肺部异物感并未消失。“排除了精神药物导致的症状，我觉得自己九成感染了病毒。”
两个高度疑似又无法确诊的人，老老实实地开始了隔离生活。“如果病情好转，那我就当它是一场普通感冒；如果恶化，那我们就求助医院。”
有一天，室友觉得呼吸困难，Andrew陪着他去诊所看医生。他们都觉得这是转重症的表现，但在诊所量了血压和血氧后，诊所通知他们——还不到送去医院检测的标准。
Andrew说：“这个结果，我并不意外，和期望中完全一样，那时是疫情的高峰，检测能力还很低，他的血氧含量也是正常的。”
Andrew想过疫情非常严重、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情况下，还能不能得到救治，“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想是能够得到救治的”。英国卫生大臣提出“群体免疫”引发民众的质疑和讨论，部分人认为政府可能会在老年人和年轻人中做选择，Andrew觉得这是他能想到的最极端的状况，但现实远没有那么糟。
“封城”那天，Andrew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看起来寻常的风景照片和一长段文字。
“前些日子，我关注了很多时事和关于疫情的政策评论......但接下来，我想在这里更多地分享我的个人生活，看到的美景，拥有的珍贵事物......今天我由衷为拥有一个阳台而觉得幸运，在阳台上，可以感受到春天的色彩和舒服的天气。我也开始了保持社交距离后的第一次冥想......”
△ 封城第一天，Andrew在阳台上拍的照片。
△ Andrew说：这是我公寓的后花园。 照片拍摄于3月16日。
英国的“封城”，并不像中国城市那么严格，而是按照不同的人群“分层级隔离”。
1，普通人，可以出门购买生活必需品、进行锻炼，原则上在外逗留时间不超过1小时；
2，老年人是高风险人群，不得外出，须自我隔离12周；
3，轻症感染者（或疑似），至少居家隔离一周时间直到症状消失；
4，感染者（或疑似）的共同居住者，至少居家隔离两周时间。
后来，我看到Andrew陆陆续续发了一些自己做的简易版饭菜照片；之后，他开始玩一个“7天时间，分享7张音乐专辑”的社交点名游戏；偶尔也能看到他回忆往事。
Andrew就是在这种无依无靠、无法确诊的隔离状态下跟我通话的。每过两天，我便问他一句“你身体如何了？”
直到有一天他回复：“我身体在好转了！” 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对他这段时间的经历充满了好奇，于是又约他语音聊天。
△Andrew生病时与我通话的截图
视频聊天的过程，网络常常中断。Andrew告诉我，这是伦敦封城后常常出现的状况，因为所有人都在家里用网络，导致“网络堵塞”。就在这样不停地中断中，Andrew向我讲述他的隔离生活。
出现症状后，Andrew完全无法出门，他的朋友会带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送到家门口。比如蔬菜汤，胃口好一点的时候，会吃香蕉蛋糕和面包。
Andrew和他的爸妈都没有担心过对方，“他们住在小城市格洛斯特，比伦敦安全得多”。他的爸爸原本还要参加4月份的伦敦马拉松，后来官方宣布取消了，“为了爽一下，他还骑行了几十公里”。
Andrew的奶奶90多岁了，按照政府规定要在家里隔离12周。还好他的父母家住得和奶奶很近，经常去看望奶奶，给她送吃的。“奶奶有一个阳台，至少不必一直见不到天日”。
△ 3月26日早上9点，平日里拥挤的沃尔沃思大街如今的景象。路过的大巴90%是空的。
△ 4月26日，滑铁卢大街。
Andrew出现症状后，许多朋友都来关心他的病情。但对于他来说，心理健康比新冠更困扰。有时他觉得疫情的话题太有“市场”了，谈论疫情比天气还多。
居家隔离期间，Andrew对自己有了新的思考。“我一直觉得自己个性很外向，喜欢参加各种活动，其实我常常被FOMO支配”。 （注：Fear of missing out，又称“错失恐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担忧，即认为当自己缺席的时候，其他人可能正在获得有益的经历。） 他开始和一些很重要、但很久没联系的朋友聊天，同时有机会反省自己的社交生活。FOMO产生的患得患失感和疲劳感都消失了。
△ Kennington公园的石碑
Andrew的症状在一周后逐渐消失，过了两天，他结束了自我隔离，开始在家附近散步和锻炼。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张照片，是他家附近的Kennington公园，石碑上所刻文字是美国作家和诗人玛雅·安吉洛的金句：“无论历史有多么痛苦,都无法将之消除；但如果提起勇气来面对,历史就不一定会重演。”Andrew说：“来这里多次从没注意到这块碑。这样的日子里看到，觉得尤其动人。”
Andrew为一家研究社会经济的独立智库工作，因此对社会民生有持续的关注。
在他眼中，有三种人不同程度地受疫情影响。
第一种人，疫情期间的工作较之前更危险，压力更大，比如医护人员、卡车司机、快递从业者等等。
第二种人，是失业大军。多为工作形式较为灵活的劳动者，或是在旅游业、餐饮业这样受冲击大的行业就业。
第三种人，是没有丢掉饭碗、目前在家中工作的人，但许多公司已无法支付他们的薪水。
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援助政策，为资金拮据的的公司员工支付80%的薪水，一直到六月份。Andrew的建筑师室友便属于这类人，他的项目因疫情暂停了，这期间的薪水八成都来自政府援助。然而这只是一个临时政策，谁也不知道六月以后疫情如何，经济又如何。如果没了政府的援助，他们可能很快失业。
光是看新闻，只能看到大概的形状——比如英国现在的失业率大概是20%；比如过去一周，有一百万人申请失业补助。
但如果放大观察的倍数，你能看到不同的个人，在疫情下正经历着不同的困境，甚至是狗血。
Andrew的朋友Carlota（化名）是前单口喜剧演员，原本拥有一家旅游公司，疫情期间经营困难，无奈干起了清洁工。不过她生性乐观，重拾挚爱的单口喜剧，利用在线会议工具，组织了一个“在线讲故事”的活动，甚至邀请了好友和家人一起参与。然而在活动中，这个网络房间被黑客入侵了。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这个黑客当着所有人的面播放了一部成年人强奸未成年人的色情片。
这一恐怖事件导致Carlota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消沉，她苦笑着告诉Andrew：“如果有人在六个月前预言我在这六个月里将经历疫情、失业、成为清洁工、被人网络攻击......我可能会选择自杀。不过还好，我现在还能跟你讲述这些遭遇。”目前，Carlota在努力走出阴霾，用“在线讲故事”活动开启新生活。
另一位朋友lily（化名），曾是研究性别政治的博士生。后来，她从大学退学，开始实践一种既能赚到生活所需、又吻合自己生活理念的工作方式——当性工作者。她每周末工作两天，就能赚取到足够的生活费用，其余时间便完全属于自己。
然而疫情一来，她的生意遭到了打击，交房租都成了问题。
比其他人幸运的是，Andrew的工作不仅未到影响，反而出了不少的成果。
他所供职的独立智库“高薪中心”致力于研究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薪水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疫情期间，“高薪中心”做了一个研究课题——特殊时期，政府对企业的扶助政策应该如何制定。
他们以2008年金融危机时，英国政府出台的扶助政策及其后的执行为例，深度分析当时政策的得与失，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民，是否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简单说，就是2008年政策让资金流向了哪儿？
“我们发现，2008年政策的申请门槛太低了，钱大都流向了大公司，以及大公司里的高层。我们会把研究结果刊发出来，希望有利于2020年特殊时期的政策制订，但不会像公益机构一样做倡导，而是给政府机构、媒体做参考。”
Andrew还从自己出发，跟我抱怨了一下目前出台扶助政策的不公。
“政府规定，有贷款的人在三个月内可以暂时不交月供；但对于租房住的人，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建议和房东协商。你知道伦敦的房租很高，我每个月收入的35%到40%都交给了房东；而我爸妈的贷款只有我房租的一半！”
他认为，这并没有帮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不过，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意义的工作，让他觉得自己在疫情期间并不是无力的，而是正在对社会做贡献。
5月初，英国政府开始向民众传递“解封”信号，并十分保守地宣布一些“解封”后的防疫措施，但Andrew认为“解封”不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他打算继续实施比较谨慎的防疫措施。
去年我曾信誓旦旦跟Andrew说，2020年要去伦敦找他玩儿。目前看来计划只能延后了。
△ 2018年，Andrew回中国旅行，住在我家。照片来自Andrew朋友圈
近日翻看Andrew的朋友圈，发现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设置“仅三日可见”，或者“仅半年可见”，而是一通到底。
我一口气从他最近的状态翻到了初来中国时。几年时间，他的朋友圈照片满是朋友的相聚，胡同里的四季，以及中式和英式揉杂的幽默。
我们期盼着未来某一天能重逢，但隐隐地有很多担心。疫情总会过去，但疫情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呢？国与国之间的隔阂会加深吗？国际旅行还会像以前那样方便吗？
未来充满着不确定，就像Andrew体内的新冠病毒，症状消失了，但对他的潜在影响却不明了。
我们衷心地期盼着，人们可以自由呼吸着空气，慷慨交换彼此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