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故事｜叶嘉莹：回国教书是我一生唯一的选择
曾有人这样介绍叶嘉莹：“她是白发的先生，她是诗词的女儿，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也是很多人通往诗词国度的路标和灯塔”“她的文雅、博学与诲人不倦的长者之风，让她成就了令人敬仰的、崇高的师德”。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众多光环和头衔中，她总说：“教师是我最看重的身份。”
在第35个教师节，我们走近叶嘉莹，走近“一位‘穿裙子的士’”，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
学为人师，她的课里深藏着一生的持守
一个小男孩问叶嘉莹：“什么是诗？”叶嘉莹反问：“你的心会走路吗？”小男孩疑惑地摇了摇头。叶嘉莹笑了笑，问男孩：“你的故乡在哪里？是否想念那里的亲人？”男孩回答：“远在河南开封，常想爷爷奶奶。”叶嘉莹点头说：“对了，想念就是心在走路，而用美好的语言将这种想念表达出来，就是诗，所以‘诗’就是心在走路。”
上叶嘉莹的诗歌课，没有教材、直抒胸臆，学生们却常听到不肯下课。“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一时传为佳话。
她的课，为何如此神奇？因为，其中藏着人生起伏、藏着精深学养。
“我从小是关在家门里长大的，所以像荡秋千、跳绳我都不会，我就是读诵诗歌。”叶嘉莹生于1924年，在诗书之家的熏陶下，她幼时便已熟练掌握平仄声韵。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碎了她平静的生活。当时叶嘉莹的父亲在上海航空公司工作，上海沦陷后，他音讯全无。母亲忧劳长逝，那一年叶嘉莹17岁。1948年冬，叶嘉莹随丈夫抵达台湾。1949年，丈夫因白色恐怖被逮捕，叶嘉莹的生活再次跌入谷底。
国破家碎，亲人四散。一连串打击，在最难捱的时光里，是诗词支撑叶嘉莹继续面对生活。“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动荡不安的祖国大地上，叶嘉莹写下一首《咏莲》，她说：“我平生经过离乱，个人的悲苦微不足道，但是中国宝贵的传统，这些诗文人格、品性，是污秽中的一点光明。”没有哪些悲剧是古代的诗人词人没有经历过的，诗词能抚慰受伤的灵魂。在那些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失物无数，但在海外寄居多年的教学资料、录音录像、笔记等，一本、一件都未曾丢弃。在叶嘉莹眼中，那些日益模糊的字迹如星光明月的万顷光华，照亮她所有绝望与灰暗的时刻，是“宇宙间最宝贵的东西”。
叶嘉莹在古典诗词的滋养中振作起来，上世纪60年代，她赴北美讲学，从此，打开了一扇将中国诗词之美介绍给世界的窗。
“我每天要查生字，然后第二天去上课。我就用最笨的英文连比带画地讲给学生。即便是这样，听课的学生从十六七个一下子增加到六七十个。我过了两年一天到晚查生字的生活，英文进步了很多。”虽然语言受限，但叶嘉莹依然能将中国古典诗词讲得生动有趣、细致入微，她学习的潜能也在实际教学中被激发出来。因为常在图书馆到半夜，哈佛大学图书管理员交给她一把钥匙方便查阅资料。
过了语言关，叶嘉莹有了更多可以支配的时间。“我不但听西方人讲英文诗的课，还听文学理论的课。”叶嘉莹在海外的那段时间正是西方文学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我还把所学到的文学理论都用来分析我们中国的诗词，我可以把诗词的好处都讲出来。”在西方从事教学工作，将西方文艺理论引入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是叶嘉莹对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重要贡献，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教书仅半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就史无前例地授予叶嘉莹终身教授的称号。1990年，叶嘉莹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的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
有学者评价说：叶嘉莹衔接了传统与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与现代出现割裂，许多青年学生已经读不懂历史上众多伟人的经典诗篇。叶嘉莹为诗歌教学带来审美体验，数十年笔耕不辍，通过再度诠释，为古诗词接续新的生命。
精深学养，给学生们美的享受和对知识的热爱；人生态度，让学生们学到豁达坚韧、百折不挠。从叶嘉莹的课堂中，走出了白先勇、席慕容等作家，学为人师，是她一生的持守。
行为世范，“爱国三问”的躬行与回答
1974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叶嘉莹马上申请回国探亲。坐在飞机上的叶嘉莹俯瞰北京城，不由得流了眼泪。“我看到一条长街上都是灯火，我就想那会不会是西长安街呢？是我当年每天都走过的地方，是我的家所在的地方？”回国后她写了一首长诗《祖国行》，有1870个字，其中有一段写道：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1976年，叶嘉莹的长女与女婿在一场车祸中同时罹难。料理完后事，叶嘉莹终日哭泣，她突然领悟到，“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能成为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回国教书，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1978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向欧美等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揭开了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序幕。叶嘉莹借此机会，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讲学，1979年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
“从1979年开始，我在假期自费回国教学，一分钱都没有拿国家的，完全是尽义务。”漂泊流离数十载，这是她与命运最后、也是最坚决的抗争。叶嘉莹说：“我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选择，留在那么美好的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回国时，叶嘉莹特意在香港的国货商店买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蓝色女干部服。同年3月，55岁的叶嘉莹受邀来到南开大学，主讲汉魏南北朝诗。授课时，在可坐300人的大阶梯教室里，台阶上、窗户上坐满了学生，叶嘉莹需要从教室门口曲曲折折地绕，才能走上讲台。叶嘉莹为能用母语教课而深感幸福。“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教书，我可以随便讲，讲到哪里就是哪里。”但做叶嘉莹的学生可并不容易。“跟我做学生就得吃亏。”发论文，她不肯打招呼；找工作，她不为学生谋福利。因为她坚信诗词不能沦为应酬和歌功颂德的作品。
1991年，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比较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1993年，她担任该研究所所长，捐献出自己的一半退休金，约合人民币90万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今年叶嘉莹再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目前她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用于中华古典文化的研究和传承。
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校长张伯苓在1935年开学典礼上，曾发出了“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爱国三问”曾激励不少师生投身救国运动。
40年来，叶嘉莹不仅在南开大学教课，还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巡回讲学，举行古典诗词专题讲演数百场。在演讲中，叶嘉莹不断用诗词来表达报国之情：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在中国古诗中，常用雁排成人字来表达对人的思念，而这种思念不应是小我的、私人的那一点感情，而应该是对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更博大的情谊。”
叶嘉莹的一生，都是对“爱国三问”的躬行与回答。透过文字，她将爱诗与家国情怀紧密结合在一起。
定居南开后，叶嘉莹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家中的小客厅里，她每周给学生上一次课，逐字逐句地帮学生批改论文。她的听力不如往昔，上课时学生发言，需要坐得离她近一点，声音大一些。
她增加自己在祖国各地讲座讲学的频率。她说，“我要做的就是打开一扇门，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现在，叶嘉莹依旧坚持站立讲课。每每讲起诗词，这位素衣华发的老人便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她在《给孩子的古诗词》一书里这样说：“有人问我，以后还会有人喜欢古诗吗？我说，只要古诗存在，一定有人喜爱它。诗歌里有生命，你不会知道千年后还有人读了你的诗歌，会感动。诗词有生命，读诗词能让人有心灵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