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省思录｜历史周期、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_美国新闻网-美国华文媒体融合平台-旅美华人的精神家园

一、历史大周期的交汇

“周期并不像扁桃体那样，是可以单独摘除的东西，而是像心跳一样，是人类有机体的核心。”这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周期理论》中写下的感言，时间大约是1939年中。

彼时，世界列强正从1929-1933年暴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中缓慢复苏，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和失业激增导致民粹主义、贸易战盛行于世，隆隆的枪炮声正从远方传来。

80年之后，导致经济大萧条的那些原因——需求不足与低生产率、高债务周期与资产泡沫、贫富差距悬殊与政治极化，在当今世界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为严重，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吗？

当我们回望时间深处，试图理解这一切的起因和迷惘的未来走向时，会发现历史也是有周期的，并且会随着各种不同时间跨度、不同类型的周期起伏而潮涨潮落，周而复始。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然而，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金融救助，到17世纪郁金香泡沫时期的金融蠢行，再到21世纪比特币的投机狂热，金融泡沫及其破灭后的危机以惊人的频率周期性地上演。

据估计，在过去的400年间，每8到14年就会发生一次泡沫繁荣和破灭的危机周期。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深入展开，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显著增长，这些因素加深了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从1987年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衰退，金融危机变得更为常见，传染影响也越来越大。这种基于高债务的投机狂热的反复出现和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及巨大破坏力，是金融体系所固有的，更是源于金融市场无数参与者的希望、贪婪和恐惧。

技术革命，既是历史演进的基本内容，也是催生历史周期的基本推动力量。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始于183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蒸汽时代（1830-1875年）只是一瞬间，但就在这一瞬间，农耕时代的藩篱被打破，我们进入了一个被技术推动前进的现代社会。

此后的150余年间，人类又经历了三次大的技术创新革命，每次大致以45-50年为一个时间周期。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铁路时代”（1875-1920年），使得钢铁、铁路、化工等重工业兴起，人类开始唤醒沉睡在地球内部的储存亿万年的化石能量，世界各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并逐渐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创了“汽车和电气时代”（1920-1970年），汽车和家用电器走入千家万户，人类的生活水平和人均寿命大幅提升。第四次技术革命则开创了“信息时代”（1970-2015年），全球信息和资源交流变得更为迅速，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

回溯历史长河，一个长达80年之久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周期，浮现于世人眼前。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政权。1765年，北美9个殖民地举行抗议印花税大会，掀起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怒潮，追求自由和国家意识的碰撞推动了美国的诞生。1848年，欧洲暴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民族意识在这一时刻觉醒，为封建社会向具有现代国家结构的工业社会过渡奠定了基础。该年2月底，《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德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推进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波澜壮阔、雄伟瑰丽的历史序幕。1928年，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了国际贸易体系的瘫痪，当国际资本流入突然停止时，德国和大部分中欧国家首先陷入经济危机，年底美国股市发生暴跌和随后的银行业危机使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萧条时代，民粹主义迅速高涨，在“让德国再次伟大”的期许下，纳粹法西斯的黑暗时代终于来临。

当时间来到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价值链国际分工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西方工业国家制造业的边缘化，使得劳动生产率下滑，贫富差距拉大，人与资本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为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抬头的直接原因，唐纳德·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极端民粹主义政客大行其道，历史周期以相同的节奏正在重演。

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历史的视界，更可以发现一个时间跨度长达250年之久的世界权力转移周期。发轫于14世纪中叶的文艺复兴，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及尼德兰等一系列新型城市开始茁壮发展，为1500年至1520年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提供了必要条件。

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其所著《全球通史》中认为，世界历史应从公元1500年开始，因为从那时起，人类的各种族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欧洲开始在全球殖民扩张，并成为了世界力量的中心。始于1765年北美殖民地独立浪潮产生了一个经济、科学技术和国内治理机制等方面可以自由发展的新兴国家。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世界力量的中心开始转移到北美大陆。

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时，他们将中国及亚洲经济的崛起，视为和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相似的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如果以经济规模、贸易规模以及一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这些因素来衡量，中国现在已经处于成为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关键阶段，世界经济中心正开始东移。

马克·吐温曾说过，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有其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正是源于金融危机、技术创新、民粹主义和权力中心转移这四大周期的吻合和交叉。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里，这些事情一直在反复发生。当下，我们正处在这四大历史周期的交汇与叠加期，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时刻正在酝酿和涌动。

二、新冠疫情加速周期拐点到来

历史周期的周而复始，的确不以人们的意志来进行，往往在不经意之间，看似偶然的事件会敲响周期的钟声，造就了历史的拐弯之处。

2020年的春天，就是这样到来的。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写道：“与柏林墙倒塌或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新冠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其深远的后果我们今天仅能开始想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

新冠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市场波动的幅度和激烈程度超出了想象。事实上，全球的经济金融状况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十分脆弱。2019年底，全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逾332%的历史最高水平，总债务近255万亿美元。从家庭到政府再到企业，所有部门的债务都在大幅增长。疫情之下，各国政府纷纷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并调高赤字比率，需求萎缩和供给冲击的螺旋效应也恶化了企业的信用状况，维持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变得越来越困难。

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增速不断下移的背景下，各大央行自疫情暴发以来实施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将带来更大的分配失衡和局域性的资产泡沫，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等问题困扰着全球，“日本化”成为逃不开的梦魇。如果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危机周期就会加速到来，中央银行将面对一个棘手的可能性：在一个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世界暴发一场新的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国家存在着广泛的“货币错配困境”，在本次恐慌中遭遇的资本流出规模和速度已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导致货币贬值加深，外币债务更难偿还，随着时间的推移，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波风险策源地。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性危机，而现在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一全球性危机慢慢演变为全球化危机，新冠疫情正在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这只“骆驼”的“稻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就其速度、渗透力和席卷范围，都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球化，全球经济和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精细且紧密的价值链和供应链分工，引领世界走向了“大缓和”时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一个转折点，逆全球化思潮再次兴起。新冠疫情使全球化陷入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首次全面停滞的状态，加重了逆全球化的风险。一方面，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正在凸显，对病毒流行的恐惧可能激发各国在医疗等关键民生领域自给自足的呼声。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现在，两党必须团结起来，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依赖国，将成为一个自豪、独立、自强的国家。”另一方面，全球化通过连接全球供应链创造了脆弱性，在一个复杂、相互依存的经济系统中，跨国企业需要在利润、效率和供应链的稳定性之间做出新的取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本地化、区域化和分散化成为常态，这无疑会对全球化带来沉重打击。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经济衰退，使得生产者、消费者信心严重受挫，放大了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不平衡发展和贫富差距，加速了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的二元化和阶级冲突。美国初次失业救济金申领人数仅用两周就突破了1000万，连续创下新高。长期以来经济的金融化让普通居民养成了提前消费和透支消费的习惯，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调查显示，自3月1日以来，已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中有人失去收入，有约四分之一的家庭中有成员暂时离职，五分之一家庭中有成员被直接解雇，如果没有失业救济金的话，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会在3个月内迅速耗尽他们的存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内部日益萌生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会有更多暴发的机会。

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在《悄悄变化的世界格局与宏观周期》一文中指出：“在历史进程当中，流行病和其他自然灾害（例如干旱和洪水）有时是造成这些重大格局变化的重要因，我没有想到这次格局变化的催化剂会是当下的全球新冠疫情。”迄今为止，新冠疫情对各国的公共卫生体制、医疗资源、治理能力乃至国家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评价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和效果，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变量来解释。

但显而易见的是，西方世界仍然深陷在冷战时代延续的二元体制对立思维中，他们按照意识形态营造的媒体话语和原教旨般的政治正确条条框框极大限制了自己的政策空间，在傲慢与偏见中错过了抗疫最关键的时间窗口，这进一步损害了美国作为全球领导国家的声誉和西方的“形象”。相反，在东亚地区，那些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公共卫生政策观点的国家（地区），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出了良好反应。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专门撰文指出，应对新冠危机，亟须破除“唯体制论”。世界秩序的变化一开始是量变，但意料之外的事件往往会加速质变的到来。如果疫情持续扩散，那么将触发从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到金融机构和企业信用危机再到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从而加速权力和影响力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三、百年变局中的战略选择

任何一个试图理解国家兴衰的人，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全球经济就是一片喧闹的丛林，崛起、陨落和对抗，就是这片丛林的主旋律。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历史周期的交汇带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这样的大变局开始出现，必将带来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对中国和世界而言，这是“危”与“机”并存，“破”与“立”齐驱的时刻，也是一个充满了巨大不确定性和动荡的历史过程。

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选择，是决定百年变局中“危”与“机”的关键因素。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国家间的力量再分配是国际关系历史中的常态，问题是大国崛起并不意味着“大国胜利”，崛起大国常常因为欲望的扩张和不慎重的战略抉择，例如过分相信自己使用实力的决心和按奈不住的“提前摊牌”，往往导致陷入权力的赌局，结果反而容易遭受打击和挫折。当下的历史关口，各国正在艰难探索，抗击疫情，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中国需要自信、冷静地采取相对应的战略，即：短期忍，尽量合作；中期稳，搞好经济；长期争，捍卫利益。

疫情期间，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一些人出于不同目的，通过不实报道和歧视性言论污名化中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可以十分明确的是，反对中国这个“政治正确”，在西方世界未来一段时间内很难根本性改变。短期内，中国已经主动开展防止疫情蔓延的国际和地区合作，根据全球和国内抗击疫情的需求，支持全球应急医疗物资供给。在全球化面临逆转风险时，中国积极提供国际公共用品并参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危机，不但有助于改善西方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刻板印象，也有助于形成要理性合作不要非理性对抗，要共同抗疫不要贸易战，要挂钩不要脱钩的“合作竞争”新格局。

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在发挥逆周期调控，保持经济增长不失速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成为抵抗全球经济衰退和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引领力量。

对于想要突破人均GDP10000美元这一临界范围的后发追赶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制度高墙”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没有好的制度和国家治理质量，一个后发经济体将难以翻越“制度高墙”而进入高收入和现代国家行列。近年来，中国在金融自由化、中美贸易摩擦、环保整治、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遭遇了诸多问题，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目前已经来到了这个临界点，迫切需要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

首先，要重塑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切实加强产权保护和稳定民营企业家的预期与信心，加快建立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其次，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国企的信用资源、风控资源能有效嫁接民企的产权意识和创业创新意识。

第三，切实防止和解决政府职能错位问题，重塑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政策制定环节要做好协调配合和情境分析，在执行环节要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努力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治理和制度体系。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利用国际市场的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赶超的有效路径。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使得双边、多边的自由贸易安排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和大变革大调整的全球贸易环境，中国必须更好结合世贸组织代表的多边贸易开放和自由贸易区代表的区域贸易开放，以“一带一路”倡议、国内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金融和服务业对外开放为契机，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中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也会更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客观上，中美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已经主导国际格局演变趋势，在原则问题与核心利益问题上应做好坚决斗争的准备，以斗争求合作。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中国、美国，或者别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现在的世界中实现完全的脱钩和独立生存，这是全球化的进步所在，中美需要在斗争中妥善处理彼此间的分歧、误解、矛盾和冲突，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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