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IT调研与咨询服务公司高德纳（Gartner）最新数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印度企业应用软件供应商营收预计将下降1.3%，为25.8亿美元。与2019年时14%的营收增长规模相比，印度应用软件市场正面临着全面萎缩。
今年6月以来，印度掀起了一波“删除中国应用”的热潮。
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以“有损印度主权和完整、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先后封禁了TikTok、微信等200余款中国研发的手机应用。
2020年6月30日，印度阿拉哈巴德，视频分享应用TikTok的用户在录制视频。图|视觉中国
早在上世纪末，印度就以软件开发大国扬名于世，甚至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依托强大的软件业实力，信息技术（IT）产业成为印度经济的一剂“强心剂”。
然而，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愈加乏力，就连软件业也难挽颓势，甚至想靠“行业封杀”来保全自身。
那么，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是靠什么发家的？
发展至今，其症结在哪？
针对中国真的能解决印度的问题吗？
文丨丁贵梓 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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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路可走的印度，选择了IT
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
独立之初，印度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国贫民困、工业落后、基础设施十分薄弱。
20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将基础工业和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心；60年代，为应对粮食恐慌，又掀起“绿色革命”，着重发展农业；到70年代末，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并建立起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但是，此时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仍不容乐观。1950-1980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3.5%，土地私有制度严重阻碍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道路困难重重。
反观这时的国际社会，信息革命逐渐兴起，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产业结构、制定科技战略，致力于计算机研制与开发。
在这一轮国际产业结构升级中，一批接受早期信息技术教育的印度精英，为这个基建薄弱、资金匮乏的国家找到了一条出路——软件研发。被誉为印度“软件之父”的科理博士，就是其中一员。
科理博士，是印度第一大软件集团塔塔咨询服务公司的开创者。
在他看来，印度工业不发达，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发展资金，难以依靠硬件研发驱动国内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不过，印度有自己的优势。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建立在以英语为主的数据管理、传递和硬软件设计的基础之上。受长期殖民影响，印度视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并形成了纯熟的英语思维，有利于承接英美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成果，更快融入全球化分工之中。
而且，与硬件不同，软件研发并不需要太多的基础设施支撑，更符合印度的发展实际。
同时，为降低成本，美国软件企业开始转移部分生产环节、开展外包业务，充分利用、挖掘世界各地的软件人才，给印度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由此，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人才发出呼吁，主张以软件研发为突破口，推动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198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将重点转向信息技术产业。特别是“计算机总理”拉吉夫·甘地上台后，打出“通过发展计算机软件把印度带入21 世纪”的口号，把软件产业确立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
1984年，印度电子部建立软件开发局，负责计算机政策的实施。
1986年，印度政府制订《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为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政策优惠。
就这样，基础都没打牢的印度直接跳过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发展阶段，通过承接欧美国家的外包项目，走上了一条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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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力，打造国家“软”实力
1990年代，受石油危机影响，印度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为挽回局势，时任总理拉奥启动经济改革，带领印度走上了经济自由化之路。同时，印度政府也制订了重点开发计算机软件的长远战略，打出“组合牌”，推动产业布局调整，促进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2018年10月28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大学生参加编程比赛。图|视觉中国
首先，政府对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给予高度重视，提供多种政策优惠。
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印度通过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计划，并于1991年在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建立了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
1998年，印度总理办公室成立“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次年又专门成立了“信息技术部”，出台系列信息技术产业支持政策。
*税收优惠
90年代以后，政府将进口计算机系统的配件和软件关税从115%降到60%，并对软件出口免除国内货物税，以刺激印度软件出口。
*财政支持
印度政府把信息技术产业作为财政投入的重点。2000年开始，政府不断提升科研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决心在10年内实现“世界信息技术产业超级大国”的目标。
*鼓励外商投资
印度政府允许外商控股印度信息技术产业75%-100%的股权，凭借极低的人力成本，吸引国外信息技术公司把软件研究和项目开发转移到印度，微软、英特尔、通用电气、IBM纷纷在印度设立研制中心和生产基地。
此外，地方政府还积极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便利，配合信息技术产业建设步伐。
班加罗尔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创建后，卡纳塔克邦自筹资金增建发电厂、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还积极倡导办公电子化，支持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到90年代中期，班加罗尔已成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和世界十大硅谷之一。
其次，注重对软件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利用法律来保障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1994年，印度对1957年版权法进行彻底修订，对版权者的权利、侵权的惩处做出明确规定，严厉打击盗版活动，维护软件创作者的权益。
2000年，印度《信息技术法》正式生效，电子合同、文书获得法律承认，使电子商务“有法可依”，更大大提高了跨国软件企业到印度投资设厂的意愿。
另外，注重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为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早在1950年代，印度就按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模式建立了6所印度版“MIT”，毕业生80%流向美国。80年代以后，印度计算机培训学校大量增加，每年向社会输送7.5万名既精通软件开发又具备管理全套计算机工程技术的专业人才。
1999年，印度信息技术部制定“知识行动”人才培养计划，增加计算机教育投入，全面提升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能力，重点培养高水平信息技术人才。
并且，60年代以来，累计有40多万印度大学毕业生赴美留学、工作或移民。
他们有的扎根美国硅谷，有的成为“海归派”，不仅成为印度和美国两国信息技术产业紧密联系的纽带，也为印度本土软件加工基地和研发中心的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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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开路，惠及经济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到21世纪初，印度信息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其一，软件与外包出口增长，带动信息技术产业飞速发展。
1981-1998年，印度软件与外包产业出口额三次翻番，从1350万美元增长到26亿美元。
根据印度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数据，1990年代，世界信息技术产业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5%，同期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产值的平均增速却达40%以上。1999-2000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总产值达59亿美元。
进入新世纪前，印度软件开发成功解决千年虫问题（Y2K），奠定了其世界IT中心地位。
进入21世纪，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仍保持高速发展。
2005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产值达到356亿美元；2006年，信息技术产业增长占GDP增长总量的25%。
2004-2010年，印度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出口额平均增长率高达22.2%。其中，美国就占到61%的出口份额，英国占18%。
依托软件开发与外包服务，塔塔咨询、维普罗等印度大型信息服务供应商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印度拥有3000多家大、中型软件公司，100多万名高级研发人员，软件出口额占全球20%的市场份额，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软件大国。
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和马德拉斯形成印度软件基地的“金三角”，其中，“软件之都”班加罗尔已成为世界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被列入“世界十大硅谷”之一。
世界银行对计算机软件出口国家能力的调查评估显示，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指数名列世界第一。
其二，以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印度经济的新增长点。
自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推动国民经济结构巨大变革。
1998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收入仅占GDP的1.2%。到2009年，这一比重达到6.1%，短短10年间增加了5倍。
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印度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1980-2002年，印度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1％，2002-2008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8.15％，同期信息技术产业的平均增速达到25.2％。
伴随着包括计算机业、网络业、信息服务业等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印度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0年，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3.8％，工业所占比重仅为26.9％，农业所占比重则达到29.3％。到2009年，服务业占比已增加到55.2％，农业占比下降到14.6％。
其三，产业链扩展延伸，拉动高层次人才就业。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对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也迅速增加。信息技术助力其他产业改造、升级，亦创造出新的信息技术工作岗位，间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据统计，2000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数为28.4万人，到2002年达到52.2万人，增长近一倍。2005年，从业人数再次翻番，达到105.8万人。
到2010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1000万个，其中直接就业机会 230万个，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820万个。
此外，信息技术产业还大大促进了印度原有工农业部门改造升级、降低成本、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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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大国，也有“难言之隐”
光鲜的成绩单背后，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也有不少“硬伤”。
一方面，硬件不过硬，成为制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相较于信息技术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却相当滞后。
2006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478亿美元，其中硬件收入仅有98亿美元。同年，计算机总营业额为14.8亿美元，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足0.5%。
2019年11月10日，印度孟买，年轻人通过手机上的视频分享应用观看视频。图|视觉中国
印度虽然为世界各地提供软件开发服务，但电子硬件生产还不到全球生产量的2％。全国只拥有430万台计算机，手机用户仅有9000万户，每千人只有8条电话线，电信普及率仍不足3%，全国甚至没有建成确保24小时不间断的供电系统。
从产业规模来看，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主要集中在软件行业，硬件制造是其弱项。2006-2011年，软件业占到印度信息技术产业规模的70%以上，硬件产品仅占信息技术产业出口总量的10%，“软”“硬”结构严重失调。
另一方面，软件靠外包，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
作为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中的创汇“排头兵”，软件业的发展路径主要依靠外包，即利用印度在应用软件方面的专门技能承包海外公司的开发项目。
这意味着，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命脉被置于他国信息技术产业链中的一环。在项目转包过程中，项目利润被一环一环地抽剥，印度仅靠承包项目换取的收益其实十分有限。
此外，因忙于承接发达国家企业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务，印度对自主品牌软件产品及服务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这导致印度软件服务业长期处于国际软件产业链的低端，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
在印度，只有极少数大型信息服务企业能拿到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外包服务项目，绝大多数中小型公司只能充当国际集团的分包商，在被层层转包的项目中赚取极少的利润。
更要命的是，这种外包发展模式导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国内市场需求严重不足、且增长缓慢，年增长率也只有15%左右。
2011财年，印度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产业总收入达1009亿美元，其中出口额有689亿美元，出口规模占总产出的比例达68％，而国内规模仅有320亿美元，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发展失衡。
2004-2012财年印度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产业规模（单位：十亿美元）
加之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软硬件发展严重不平衡，本就薄弱的硬件环节不利于信息服务在国内的推广和普及，软件业生存只得仰仗外销，结果导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
2012财年，美国所占市场份额达到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出口总额的62％，成为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最大的需求市场。
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使得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命运被他国掌握，国际市场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给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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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来袭，印度IT如何求生？
实际上，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单一发展模式给自身带来的生存压力。
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支出相比2008年下降5%，英国相关支出较2008年减少15%-20%。
因主要客户削减业务支出、取消订单、延迟付款、推迟交易、大幅压价甚至破产，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业绩受到冲击。
2006-2007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排名前20的企业收入增长率在41%以上，而2007-2008年度收入增长率下降到24%。
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洲国家等的产业政策转向保护本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陆续提出“信息技术创新战略”，与印度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形成竞争。
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兴起。2010年以来，英美等国通过新的移民政策或提高签证费用等方式，限制正常的贸易活动，甚至禁止国外企业承包政府信息技术和后台办公室业务。
面对全新的国际贸易形势，印度掀起了新一轮信息技术发展热潮，信息技术企业积极寻求新发展途径。
2012年11月，印度正式发布《2012年国家电子产业政策》，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新技术和新概念的创新与应用成为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关注焦点。
政府建议，所有部门信息服务建设预算应占总预算的2%-3%，以推进信息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促进国内市场发展。在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为客户提供高端产品及服务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海外市场，以实现服务多元化。
到2014年，印度信息技术外包服务部门已渐渐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相对恢复强劲增长态势。
根据印度信息技术制造商协会统计，截至2015财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销售总额达到170 亿美元。2017-2018财年，印度软件出口额达721.86亿美元，仍然是信息技术产业中出口额最大的部门。同期，不断增长的信息技术产业贸易顺差弥补了印度近乎50%的贸易赤字。
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断萎缩的情况下，印度信息技术产业近些年来已成功开辟了中国等新兴海外市场。
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现已占据印度70%以上的市场份额；印度用户的TikTok下载次数已超过6.11亿次，占到当前全球下载量1/3；在投资领域，中国在印度30家“独角兽”企业中的18家拥有多数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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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制造”，是出路还是死路？
国际市场的围堵之下，积极探索新出路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看似站稳了脚跟，实则不尽然。产业政策上的小修小补，并没能改变印度信息技术产业长期被“架空”的现实。
印度是一个拥有13亿余人口却没有经历过完整工业化阶段的国家。上世纪末，印度巧妙地躲避自身劣势、依靠“外包”信息技术发家，形成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但金融服务业产业链短、产业辐射有限，导致印度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注：产业空心化是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第一、第二产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导致实体经济衰落，走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模式。】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对于其总量5亿多、文盲率高达30%的劳动力大军而言，依然微不足道。据统计，2019年，印度最富有的1％的人口就占有全国总财富的78％。
囿于严重的贫富差距，人口优势没能给印度带来庞大的国内市场，“生产—消费—制造”链条运转滞缓。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自动化软件技术的开发，亦给印度依靠人力资源的传统外包服务带来“技术冲击”，迫使大量企业裁员，就业问题雪上加霜。
信息技术产业愈发力不从心，归根结底在于制造业基础薄弱。
在全球产业竞争相对较小的年代，印度尚可依靠输出人才和软件的方式在全球信息技术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而拉动印度整体经济的增长。
但如今，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已不再具备如此强大的经济活力，被长期忽略的制造业不仅制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还成为限制未来印度经济发展空间的关键“短板”。
现任总理莫迪上台以来便全力推进“印度制造”计划，出台系列政策，吸引全球投资，为“印度制造”保驾护航。
2017年，批准15 亿美元的特别奖励计划和关键性分阶段制造计划，以实现电子产品的“零进口”目标；
2018年，发布《国家电子政策草案》，预计到 2025年打造4000亿美元的电子制造业；
同年，免除35个机器零件的基本关税，以促进国内手机生产……
然而，拖后腿的“印度制造”还未见起色，却先成为了政府的沉重负担。
2018年下半年开始，印度经济增长一跌再跌。到2019年第三季度，印度经济增长率已跌至4.5%，为六年多来的最低水平。2018-2019年，印度政府财政赤字突破3％的国际警戒线，身负5000多亿美元外债。
莫迪政府宁愿举债搞基建，可这十几年的“坑”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填满的。预计到2040年，印度需要投入4.5万亿美元才能满足基础设施的发展需要。但在这之前，印度还要突破融资渠道有限、土地收购困难等重重难关。
新冠肺炎疫情显然加剧了印度的经济危机。目前，印度累计确诊病例超600万例，每日新增病例数以万计，增幅为全球第一。印度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印度经济已创下24年来最大跌幅，GDP同比缩减23.9%。
今年6月以来，印度频繁发出“中国App禁令”，恰恰反映出莫迪政府转嫁国内经济问题、保护脆弱的信息产业与“印度制造”的企图。
但是从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实际情况来看，抵制“中国制造”无疑是自断退路，只会让备受疫情打击的本国经济雪上加霜。
参考资料：
1.陈利君等，《中国与印度信息产业合作新趋势》，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王忠，《印度电子信息产业政策研究》，亚太经济2013年第4期；
3.陈平，《印度班加罗尔信息产业集群研究》，商业研究2007年第11期；
4.林元旦，《印度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经验及启示》，经济纵横2001年第7期；
5.樊永岗，《印度IT外包服务业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经济纵横2007年第8期；
6.徐菲，《后危机时代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新动向》，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1期；
7.冷昕，《“金砖五国”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吉林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
8.黄正多、李燕，《印度软件信息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南亚研究季刊2011年第4期；
9.谭力川，《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动力与前景》，云南财经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
10.《印度宣布禁用118款中国App 商务部回应》，中国日报网，2020年9月4日；
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