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救助”计划之12万亿美元都市圈的救助之路_美国新闻网-美国华文媒体融合平台-旅美华人的精神家园

3月6日以后，中国新冠肺炎每日新增病例数开始持续控制在100以内，在过去的一周新增病例数进一步降至50以内，而且主要是输入性病例，表明从1月23日武汉封城算起，中国用了6周的时间实现了对疫情的遏制。

但与中国好转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疫情在全球其他地区快速蔓延，以至于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大流行”，当日中国之外的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达54239，但进入4月就已突破100万，同口径累计死亡数也突破了5万。换而言之，不到三周的时间，中国之外的各国累计确诊病例扩大了20倍，死亡数扩大了32倍以上。

鉴于欧美国家多数是于3月中下旬才开始采取隔离措施的，若按照中国疫情发展的时间轴对照来看，全球疫情在4月份恐怕仍将处于上升期，加之各国隔离措施实施的不同步（注释1）和程度的不一，全球疫情是否存在二次爆发尚不确定（注释2），由此各国在权衡隔离措施实施的时间长度上均更趋谨慎，而隔离措施实施的越久，经济因中断而遭受的损失就越重，需要各国付出的救助力度则越大。

图1 疫情较重国家的疫情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CICC

新冠疫情之所以被世卫组织定性为“大流行”，就在于其较强的传染性和传播速度，而本次遭受疫情较重国家的一个共性特征就是，疫情最严重的区域均为人口密度和流动程度较高的都市圈。例如，中国湖北武汉、美国纽约、意大利伦巴第、西班牙马德里、英国伦敦、德国巴伐利亚、法国法兰西岛以及最近的日本东京（注释3）。截至4月4日，仅此8个都市圈累计确诊病例合计数就超过31万，占全球病例数的26%。

图2 8大都市圈累计确诊病例及占本国累计确诊病例比重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CSSE）COVID-19数据，截至4月4日

一般意义而言，各国都市圈的基本特征均为经济活力高、服务业占比高、人员流动性强、对经济全局影响大等特征。例如，上述8个都市圈的经济总量合计就高达12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3%，即这8个都市圈经济每中断一个月，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万亿美元，若再考虑都市圈的外溢性影响和叠加效应（此8个都市圈所在国经济总量合计占全球比重超过50%），最终经济损失会更大。

图2 8个都市圈的经济总量

数据来源：Wind

客观上讲，仅就上述8个都市圈而言，目前仍难以估计隔离措施给他们带来的损失程度，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各国疫情发展情况和各国实施隔离的时间，日前德意志银行发布报告估算，参照中国湖北经验，各国可能解除社会隔离的日期最早也是5月中下旬以后，而且即便宣布解除隔离，最有可能的情形是逐渐放松，这样就意味着接触隔离到经济恢复正常还需要一定时间。以中国为例，按照中金公司的估算，截至目前中国全国平均复工率也仅恢复至85%左右，而湖北的复工进展肯定需要更长时间，4月4日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的通报显示，武汉市城区整体仍为中风险。

表1 各国可能解除隔离的日期

数据来源：德意志银行

综上，对于疫情较重的都市圈而言，他们在疫情防控成效和防控成本之间的权衡难度会更大（有关此两难，我将其称为“catch-22困境”，详细分析参见《国际金融市场被疫情吓趴下背后，危机模式已经开启？》），进而导致各国在救助都市圈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精准救助的复杂度也更高。例如，虽然从整体而言，都市圈经济基本都是以服务业为主，但无论是各国都市圈之间，还是各国内部不同都市圈之间，均存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别，更存在企业结构的差别。这些差别都使得政府实施救助计划时，要因地制宜保持灵活性。

例如，航空业占比较高的都市圈，在救助时可能更需要考虑大企业的产能保证，而以旅游业为主的都市圈，在救助时就更需要考虑中小企业的存活，因为在这类都市圈中，小旅店、小酒馆等中小企业居多；同时都市圈经济还有很大一个群体，即包括出租车司机、零售门店业主等自雇人士，这些人群的救助又该如何开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比比皆是。

因此，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进行救助时，首先做的就是对不同区域的行业结构进行仔细摸底梳理，因为行业结构决定了企业结构，进而决定了就业结构。例如，餐饮、旅游行业中小企业居多，而且就业人员中的兼职比例不低；二航空、公共运输等行业则是大企业居多，在维持工作岗位能力上要强于中小企业，但他们维系正常融资条件的代价则要更高。

其次，政府还要对不同行业因疫情受到的冲击进行评估，即按照短期冲击、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对行业进行排序和评估。

第三，根据行业结构、企业结构、就业结构、融资条件和风险结构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进而确定出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

第四，针对共性问题，政府主要需要考虑在救助措施中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等政策组合和救助规模。

第五，针对个性问题，中央政府还需考虑对于地方政府授权范围和救助支持力度等。

然而，对于上述都市圈而言，除了这五点考虑之外，还要分析其外溢性影响，这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工作。不过，在本次疫情防控和救助过程中，也更考验各都市圈的生命力，甚至可以说最终各都市圈救助效果的优劣，实际上就是各都市圈文明的竞争结果，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真实“压力测试”类似，本次疫情防控和救助同样也是对各国都市圈文明的一次真实“压力测试”。

附注释

注释1：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建立了全球第一个政府应对疫情的数据库，并构建了“牛津COVID-19政府反应跟踪器（OxCGRT）”，该跟踪器通过收集有关11个政府反应的公开信息，包括学校停课，关闭公共场所、取消公共事件、暂停公共交通、禁止公众集会、限制内部运动、限制国际旅行、财政措施、货币措施、医疗的紧急投资和疫苗的投资，来构建综合指数来对各国政府对疫情反应程度进行评估。截至目前该跟踪器已经收集了73个国家的数据。

注释2：上世纪曾出现3次流感大流行，包括1918年西班牙流感、1957年亚洲流感及1968年香港流感，3次均出现了第二波疫情。其中1918年西班牙流感最严重，第一波疫情在春季爆发，死者主要是长者和孩童，至同年秋天第二波疫情更严重，不少年轻人死亡，第三波则较轻，该疫情持续期长达3年之久。

注释3：3月24日，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如果出现大规模感染的情况，将考虑封城。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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