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保“六稳”促复苏系列评论
推动经济回归正轨，既要对冲外部风险，更需释放内部潜力。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令2020年一季度经济活动遭受不小冲击。在国内疫情拐点已然可见、国外疫情未到峰值的情况下，如何让经济尽快复苏，成为当下最重大的课题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指出，要提高复工复产效率，围绕解决企业用工、资金、原材料供应等需求，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打通“堵点”、补上“断点”。同时强调，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首先应看到，虽然疫情在2020年开局就打断了经济稳定增长的节奏，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并未被动摇。所谓潜力，主要看政策调控空间和应对突发性风险的资源调动能力。而这两方面都没被疫情真正冲击到。
当然，对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冲击，既包括内部冲击也包括外部冲击。而外部冲击对于外贸和金融这两“稳”的考验，尤其严峻。
当下，外部风险已不只是单边主义肆虐，还包括疫情肆虐。美欧等疫情多发地，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政府防疫思路不统一、调控能力参差不齐，不仅让中国在下一阶段面临输入性疫情的新挑战，还导致全球供应链进一步破损。实际上，这种趋势已很明显。而这将使得中国的外贸企业面临较长周期的风险。
此外，各种因素叠加下，3月以来美、欧、中东金融市场的恐慌水平已达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程度。估值过高、大量的赎回需求和程式化交易，迫使各种资金夺路而逃。
严格的金融监管虽部分阻断了这种恐慌情绪在中国市场的传导，但美欧的零利率-负利率政策已持续时间过长，边际效应趋于零，至于重启QE等公开市场操作能实现多少预期效果也待观察。这种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很大。部分经济体在疫情和经济双重压力下，未来有可能走向贬值竞争，也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难以确定的汇率风险。
尽管我们有灵活的调控机制、资源调动能力和确定的新兴战略产业等诸多工具可用，但不能依赖于对存量资源的消耗上，也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疫情结束后势必出现的报复性消费上涨。报复性消费更多具有统计意义，而难以持久。
因此，经济尽快复苏，除了用好存量资源，还要把目光转向拓展增量资源上。从根本上看，疫情增加的是经济运行的周期性风险，仍属制约“六稳”的“三期叠加”因素中的周期性因素。周期性因素与外部风险挂钩不好控制，但制约“六稳”的内部因素仍然可以致力消减，特别是体制性因素。
一方面，要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问题。去年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企业降低了2.3万亿元成本。面对疫情，中央财政有必要承担更多减税降费成本，尽快推进消费税后移，同时加大央企利润划拨社保的力度，适度减免地方因防疫，在实施社保费用缓交、企业租赁场所租金减免、经济活动减少等方面新增的负担。折射到体制性因素上说，就是要持续优化央地财政关系。
微观层面，要进一步激活企业活力。企业是恢复经济的主角，其中民营经济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疫情发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抑制企业运营成本、减少劳资矛盾、稳定企业员工预期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但民企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虽然各地政策都规定对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但民企在融资方面仍然经常被卡。因此，应大力增加专门针对民企的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适当延长还款期限，让民企有充分信心应对不确定性。折射到体制性因素上说，就是要提高其国民待遇。
实际上，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优化央地关系、扶持民企等，此前也一直都有部署。这些部署不能因疫情而中断，相反应更有定力、步子更大。如此，企业才能保持信心，稳定预期。
总之，有了稳预期，才能有“六稳”。而稳预期不仅需要存量资源对冲外部风险，更需要在挖掘内部潜力、消除体制性障碍上尽快展现成果。保持内外兼修，经济运行就可尽早复苏，重归稳定增长的轨道上来。
□徐立凡(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