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历经10天维修期的“北溪1号”在重重担忧中恢复供气，尽管供气量仅是正常时期的40%，但让面临能源危机的德国松了一口气。
然而，也仅仅是松口气而已，对今冬民生和工业能源需求的担忧仍笼罩在德国上空。在危机感下，德国修改了天然气储备的目标，要求在11月1日之前达到95%的储气量水平，而此前是90%。此外，保持高度警惕的德国还表示，需要在2024年前结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但德国能否按时达成一系列能源目标？为了保障能源安全，是否会让德国经济付出代价？
德国气候与经济首席执行官（CEO）联盟（Stiftung KlimaWirtschaft）常务董事纳林格（Sabine Nallinger）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德国的储气目标是可能实现的。对于企业来说，尽管未来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在保持经济运行需要哪些保障的问题上，德国企业和德国政府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德国气候与经济首席执行官联盟由德国30多家企业的CEO组成，该机构也是欧洲企业领导人组织（CLE）的德国成员。
纳林格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许多和她交谈过的CEO均认为在这场能源危机后将更坚定地走“气候中立”的道路，“他们的态度不是‘尽管有这场危机’仍要这样做，而是‘正因为这场危机’才要这样做。
“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第一财经：你觉得德国政府提出的今年的能源储备路线图有可能完成吗？
纳林格：在正常情况下，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德国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刚刚宣布，天然气储存能力应在9月1日前达到75%，11月1日前达到95%。然而，这将取决于乌克兰局势如何发展。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处理，比如在预定的维护之后，俄罗斯继续通过“北溪1号”管道输送天然气，虽然目前只达到了40%的产能。
但问题仍然存在，比如俄罗斯将来是否会继续输送天然气，以何种水平输送？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是否会有更多的制裁或禁运？现在，这一路线图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前进方式，但我们还没有到最终那一步，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错。从我与德国企业CEO的讨论中，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德国企业和德国政府之间对保持经济运行所需的条件有很大的共识。
第一财经：如果德国的天然气供应陷入更不乐观的境地，德国有哪些替代选择？为了应对能源危机，德国已经宣布重新启动关闭的煤电厂。有人说这将影响德国实现碳中和的能力，你怎么看？德国是否会暂缓核电的退役？
纳林格：由于德国准备或多或少同时关闭煤炭和核能，能源转型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然气，而德国的天然气大部分从俄罗斯进口。在俄乌冲突之后，这不再是一个选项。目前，所有其他选项都在辩论中，包括进口液化天然气、重启煤电厂、不退核电站，同时也限制了某些行业的天然气供应。
我们的评估是，重新启动煤电厂可能会帮助我们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天，但为了实现德国的气候目标，这些煤电厂必须在2030年之前被关闭。虽然核电被重新带入讨论，但我们认为它对当前的天然气危机以及100%依靠可再生能源的能源系统的长期目标没有什么帮助。
第一财经：欧洲各国似乎在各自为战。比如，据英媒报道，英国已准备好在紧急计划下切断对欧洲大陆的天然气供应，以防英国受到严重短缺的冲击。你如何评价现在欧洲的协调合作状况？
纳林格：我们的确看到了大量的合作，也看到“我们都在一条船上”的共识。然而，不同国家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在压力下这将如何产生影响，还有待观察。展望未来，很明显，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系统的互联系统越大，就越稳定，成本也越低。这就是为什么泛欧能源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泛欧电厂园区和跨欧电网也必须得到果断推进。
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我们需要大量的绿色氢气，我们需要一个国际氢气战略，我们不能将自己置于新的地缘战略的依赖中。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要成为更加强大的欧洲，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气候中立”的道路
第一财经：考虑到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等因素，你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能满足德国的需求吗？这是否是可再生能源实现突破的机会？
纳林格：作为一个由德国领先企业CEO支持的基金会，我们有信心确认的是，像德国这样的工业和出口导向型国家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提供动力。当然，还有许多挑战需要应对，比如为我们的工业能源需求创造更多的灵活性，而且必须大大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建设。
此外，我们还需要推动跨欧洲电网和国际绿色氢气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已经看到，不仅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而且在提高建筑、交通和工业的能源效率方面，都有很多行动。这使我对未来的道路感到乐观。
第一财经：德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80%的总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而现在是50%左右。你认为这个路线图对德国来说容易完成吗？还需要哪些努力？
纳林格：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采取具体的实施步骤。德国需要在10年内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一倍，为了做到这一点，它需要将建成的速度提高两倍。因此，重要的是用短期的基准来证实长期的目标，以检查我们是否一直在轨道上。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的感觉是，德国新政府正在以一种亲力亲为的方式推进，比如德国政府刚刚宣布可再生能源的建设是一个“突出的公共利益”的问题。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简化和加快新基础设施的规划和批准程序。
第一财经：你如何评估能源短缺对德国经济的影响？在德国的能源转型中，化工、工业和钢铁行业是否会受到冲击？
纳林格：我们确实面对着能源危机，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能源短缺，我们正在为避免短缺做准备。能源价格的上涨肯定会使所有行业面临巨大压力。而且它也将严重打击私人家庭，从而减少需求。
现在关键是要避免真正的能源短缺。我可以保证的是，许多CEO都表示将尽其所能，坚持走“气候中立”的道路，这不是“尽管”有这场能源危机（所以这样做），而是“因为”这场能源危机（才这样做）。
第一财经：德国总理肖尔茨说，由于俄乌冲突，德国必须加快能源转型。能源政策是安全政策，但改变是有代价的。你怎么看成本和安全之间的关系？
纳林格：能源政策一直是安全政策，但有一段时间我们选择不关注这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为这种忽视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要清楚：能源政策的改变所带来的成本，比完全不改变的成本小得多。
事实上，如果我们30年前就按照认知行动，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会小得多。今天，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将得到多倍的回报，因为它一直对气候有利，但现在它也增加了我们的安全、自由和独立。所以，现在是推进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