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对于产业转移有诸多模棱两可的讨论，大致印象似乎是产业链在离开中国。本文想澄清关于产业转移的一些误解。大部分的产业转移发生在中国内部，主要是政策导向的，并且省内的产业转移快于省际间的转移。某些产业向东南亚的转移，主要是为了规避欧美贸易壁垒，但仍然依赖中国提供的工业中间品。
第一，产业链的转移尽管在发生，但是并没有大规模向中西部转移，绝大部分仍然留在东南沿海，有少量转向海外。在2012-2021年，中西部地区GDP占比为43%，几乎没有变化。同时北方GDP占比从34%跌落到25%，经济重心明显南移。
东南沿海和内陆相比，尽管工资水平更高，但综合比较优势仍然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可以全国自由流动，东部地区可以通过季节性的雇佣外地工人来降低劳动成本，并不一定要迁移企业。内陆的营商环境不及沿海地区，基建和运输成本也显著高于东部，仅仅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不足以说服企业内迁。
还有，产业分工愈发复杂，单个公司对于已有产业集群依赖度不断提高。服务类企业尤其难以迁徙，因为它们依附于集群的客户市场，比如通关报关、投融资服务等。过去十年中，东部的福建在全国工业产值占比中的增长最为明显，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尤其是鞋帽服装、木材加工、文教用品等行业。中部的安徽、江西、湖北等省也承接了一些沿海地区的传统产业，西部地区承接的很少。
第二，省内的后发地区往往是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尽管东部常被看作是一个发达的整体，其内部的发展差距同样不小。例如江苏的苏北、广东的粤东和粤西北、山东的鲁西南，都明显落后于同省其他地区。
地区的政策会优先省内的转移。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省内地区距离近，营商环境差异小，人员交流频繁，投资风险就会降低。空间距离越远的迁徙，运输和政策差异造成的成本就越高。苏南产业向苏北转移是省内转移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几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创新之一是转移产业的税收由苏南、苏北两地分成，带动了转出和转入双方的积极性；创新之二是苏北产业转移园区的管委会由苏南、苏北共同管理，并由苏南官员任正职。他们管理理念较为先进，并能给苏北带来企业家资源。
第三，转向海外的产业大多是为了规避欧美的贸易壁垒，有的是为了开拓新市场。生产的最终环节经常是劳动密集型的，越南、泰国等地区仍有成本优势，对欧美关税也较低。然而，这些国家仍然依赖中国生产的中间品，比如服装面料。生产中间产品机械化程度较高，事实上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有助于产业升级。
很多人担心越南对中国的出口形成威胁，但数量级其实差得很远。根据WTO数据，2021年越南出口额为3363亿美元，不到中国的1/10；东盟十国的出口额为17201亿美元，仅为中国的一半。同时，中国向东盟十国出口额快速增长，在2021年达到4340亿美元，增长率高达13%。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20%，而东盟十国全加起来只占全球的8%，事实上是无法替代中国的。
第四，许多企业内迁的原因是中西部相对宽松的环保要求，而搬迁地的其他成本并不一定低于东部。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对化工产业严格限制，相关企业有一些搬迁至湖北、贵州等中西部省份。中西部尽管实际工资水平低于沿海，熟练的产业工人却严重缺乏。转移至湖北、江西、贵州的企业，普遍反映招工难，培训成本高，吸引高端人才开出的薪水要高于大城市，这导致劳动生产成本甚至可能高于沿海地区。贵州遵义从深圳引进手机和玩具制造等产业，但原料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完工后需要长距离运输至外地的销售市场，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运输费用，是无法保证盈利的。第五，中西部省份更愿意布局新兴产业，而非承接传统产业。重庆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地利用西部大开发政策，建立寸滩和西永两个国家级保税区。在基建方面，建设渝新欧铁路，规避无出海口的不足。当地政府引进惠普、宏碁、华硕三家笔记本电脑厂商在重庆建立营运总部，吸引英业达、富士康、和硕等代工厂商，从而吸引了大批零部件配套企业，逐步形成“国际品牌厂商+代工厂巨头+中小零部件供应商”的IT全产业链，由此重庆建成全球最大的信息产业集群之一。这两年，合肥和武汉利用政府引导基金吸引集成电路、新能源等高新产业，逐步成为新兴的电子产业基地。贵州大数据产业、内蒙古的清洁煤化工产业等也是各地想要弯道超车的尝试。
综上，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升级发展迅速，广东、江苏等省逐步转出当地的传统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转而专注高端制造业。江西、湖北等中部省份承接了相当部分的中低端产业转移，但同时也在大量投资新兴产业。各个区域之间的投资和贸易壁垒并未完全消除，存在一定的准地方保护主义，这阻碍了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新布局。今年4月，中央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并强调“地区间产业转移项目协调合作”和“产业合理布局”。预期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政策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内陆，解决当地的增长和就业问题。
（作者王丹为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恒生中国助理研究员徐玉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