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的鸟》：当一位清华理工生成为导演_美国新闻网-美国华文媒体融合平台-旅美华人的精神家园

郊区的鸟，不是城里的鸟，也不是林中鸟。一半驯化，一半野性。飞来又飞回，无枝可依。

2月26日，《郊区的鸟》正式在全国院线上映，文艺的小片，排片不过0.1%。

如果2020年影院复工的消息再晚两天公布，这部电影就会和爱奇艺签订合同，成为又一部院线转网络直接上映的片子。这部从2019年暑期撤档的影片，主创们对电影院有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情结，几番纠结之后，依然决定要让电影院过一遭，和想要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以一个“最正确打开方式”见面。尽管它的资源已经因为北美地区发行蓝光DVD，并不难从网络上获得了。

《郊区的鸟》海报

《郊区的鸟》是青年导演仇晟的长片处女作，2018年该片入围第71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人单元金豹奖，获得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片奖和最佳导演奖，以及旧金山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第三届澳门影展亚洲电影NETPAC奖等多项电影节大奖，算得上是前两年备受瞩目和期待的一部文艺电影。

电影里的故事，是一队工程师前往杭州郊区某处调查地面沉降的原因。每天背着测量设备到处游荡的队员夏昊在一间无人的教室找到一本日记，里面记载了少年隐秘的成长和一个团体的破裂。随着调查的进行，夏昊发现，日记预言了一切……

两段平行时空里两组人物角色遥相呼应，孩子鲜活灵动，大人死气沉沉，讲述时间和成长中的隐痛和某种冥冥之中的关联。

《郊区的鸟》剧照

仇晟的童年里有类似的经历，当时班级里有一个小胖子突然不再来学校，几个小伙伴结伴一起去寻找。小孩子们走出熟悉的社区，穿越街道、废墟，翻过高墙、铁轨，最后走到一个无路可走的地方。过程里大家因为一些事情开始分崩离析，到最后大家都开始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仇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绪，回过头来想，觉得这趟旅程仿若童年的终结。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再后来学霸考上清华，学习生物医学工程，有一段时间的专业课题是分析脑电波，人的情绪被拆解成数据，种种“活着”的姿态被通过仪器观测和分析。这让他产生怀疑和恐惧，尽管在实用性上这样的研究是能够帮助失能者进行生活的重要依据，但以这样的眼光和视角去审视人和世界，让他觉得荒诞和失落。

艺术是仇晟更认同的接近和表达这个世界的方式。在大学里，仇晟是电影社团的社长，放电影、写影评，同时也开始进行自己的短片创作。一台机器一个人，取好景按下开机键，自己再到镜头前开始表演。自编自导自演自剪，加上大量的阅片自习，构成了他导演生涯的起点。

本科毕业后，仇晟前往香港浸会大学学习导演，之后又参加过侯孝贤创办的金马电影学院和金马创投会，认识了一批圈内著名电影人，为他的处女作攒到了相当亮眼的主创班底。李安的儿子李淳和文艺片主咖黄璐领衔主演，文学顾问梅峰、剪辑廖庆松、录音杜笃之、配乐小河……算是文艺片的梦之队阵容。

仇晟

不似大多数文艺片偏爱固定机位、长镜头，《郊区的鸟》的镜头动静很大，推拉摇移的运动都进行得机械甚至有些暴力，仇晟给男主人公设置了地质测绘员的职业背景，让他总是通过仪器在观察这个世界。于是成人世界的打开方式被以这样的视点窥视着，冷冰、硬质，总是隔着灰蒙蒙的一层。而童年部分则会鲜亮明晰许多，尽管那代表着某种过往时光。小孩子们的心事也没有明确用台词或者发展指向性明确的事件表明，但某种“天真有邪”状态也仿佛是带有生机和勃发的可能性。

“成长对我来说好像就是，从一个所有可能都有的状态变成一个只剩下几种可能的状态吧。”仇晟说。

电影上映前，仇晟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

【对话】

内心偏文的理工男，镜头方式模仿仪器视角

澎湃新闻：这部电影在影像语言的选取和运用上还挺特别的，比如大量透过测量仪、望远镜这些仪器去窥视的感觉。这个和你自己学理工科出身的背景有关吗？

仇晟：对。虽然我一直在念理工科，但内心是比较偏文的一个人，我对影片当中的所谓的测绘和测量这些东西，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我觉得那种精确的观测真的能帮助我们看到更多东西吗？而且是不是这种观测让我们丢掉了很多别的一些东西？比如通过测绘仪看人，只看到了一个数据，但这个人的状态，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心情、他的整个生存的状态都没有被看到。所以类似的一直以来我自己对于所研究的事情都是质疑的，把人当成一个机器，这个行为我觉得是挺荒诞的。

澎湃新闻：这种念头和思辨是在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仇晟：本科学习生物医学工程的时候，大三大四时我们会接触所谓的神经科学，某种程度上是“读心术”了，通过让你戴一个“帽子”来收取脑电波，来分析人的一些意图，比如想往左还是想往右，对一件事的想法是yes还是no。我们当时还想进一步通过分析脑电波，得出一些结论，比如这个人的情绪以及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但就是这样的方向让我觉得挺可怕的，把人简化成一些意图，可能在某些应用领域有一些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在很多领域可能会让我觉得挺恐惧的。

澎湃新闻：这种“恐惧感”是否影响了你对镜头运动的选择，比如电影里总是有很多很急的推拉。

仇晟：这个镜头方式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模仿测量仪器的一个视角，好像是这些人不工作的时候，把仪器留在一旁，仪器自动的开始有它们的生活，或者仪器用它那种机械的方式来看他，所以这部分是刻意拍得比较机械、比较粗暴。

我和摄影师合作的状态也是比较极端，我是让他听不到对话，也不告诉他这场戏演员们之间在讲什么，让他以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视角来捕捉这一切的发生。

《郊区的鸟》片场照

澎湃新闻：4:3的画面比例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仇晟：我觉得4:3有一个好处，是它会相对的把那个时间感给模糊掉，当代的部分会显得没那么当代，好像是被封存在某一个明信片或者某一个格子里。过去的部分就会带着一点点怀旧的调子，那么两部分就会比较可以混合在一起，没有那么强的割裂感。

另外一个选择4:3的原因，也是因为对于我来讲，4:3好像是一个既传统又当代的比例，给人制造一种更加幽闭的感觉，也会更加接近我电影里面用的很多就是望远镜的视角，把人物给逼在一个小空间里。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感觉是，一般回溯过去会选择比较昏黄的影调，但你的画面里小孩子的部分是鲜艳的，大人的部分是灰蒙蒙的，这个和你想表达的主题有关吗？

仇晟：我对自己的童年和现在的感受是，我觉得童年是很清晰的，反而现在是比较模糊的。那种清晰是体现在首先环境的方面，比如说空气是比较清新的，也有更多的植物，那些绿色都停留在我的印象里面。另外一种清晰可能是人的情感的清晰，更加亲密以及更加的直接。现在的感受会更加的暧昧和模糊，这些感受就反映在色彩和对比度上。

包括我在成年人的部分里用了很多打桩机的声音，后期混音的时候跟杜笃之老师合作，跟他提出一个要求，那些打桩机的声音会被放得很远，好像能听到声音，但见不到它的来源。但是童年部分相对声音都挺近的，近在耳旁，而且你能很明确看到它来自哪里。

《郊区的鸟》剧照

实验性的拍摄方式，保持演员的陌生感

澎湃新闻：电影里的两个夏昊，是你个人的投射吗？

仇晟：我写作的时候会把自己投射在夏昊身上去进行写作。但实际在拍摄和剪辑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两个演员演出的比我想象的要更丰富一些，到后来我已经无法把他们的银幕形象往我自己的个人回忆当中嵌套了。

比如说小夏昊的部分，我会觉得我童年的时候是一个很单纯、很无辜的小孩子，可能还是一个有点笨笨的小孩子。但我其实在拍摄之后，我发现说不定我童年是一个坏的甚至有那么一些算计的这么一个人，演员反而演出了某种很模糊的地带，是自己有很多小心思的。

龚子涵饰演小夏昊

李淳饰演夏昊

澎湃新闻：那比如说李淳，你会跟他沟通他演的其实是你吗？你希望他呈现的状态是什么？

仇晟：我跟他对于角色会进行整体上的一个沟通，一方面因为涉及到一个关于他跟小夏昊的关系，所以我跟他讲，你演的像是一个失忆的人，好像童年的很多回忆都找不到了，只是非常遥远的模糊地在你心里。加上他其实在美国长大，对大陆的有些环境一些东西还是挺陌生的，所以我就希望他就进入我们的拍摄场地的时候，保持他的那份陌生感，以及保持那种好奇的感觉。我们会在房间里排练好一些台词，但拍摄的时候会在现场根据实际情况捕捉演员的那种和环境的距离感。

澎湃新闻：前面你也说到拍摄中摄影师是即兴捕捉的，那么其他演员表演的部分是不是也有很多即兴的部分？这个片子的创作方法上本身是不是也是比较实验的？

仇晟：我是先写了童年那一部分的剧本，但是我带着那些角色去找小演员聊，让这些孩子们给出他们所理解的人物，他们会说什么做什么。拍完小孩子部分的戏之后，我再邀请成人演员来看了一些片段，也没有刻意要求他们去模仿小孩子那些一一对应的事件和心理动机，但是可能看过了之后，他们心中就会有一个心理暗示，以及一种不自觉想要模仿的冲动。我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当中制造出两条线和一些人物之间的联系。所以成人部分即兴的成分就更大了。

当然拍摄前我也做了充足准备，有一个特别详细的剧本，改了7稿，我跟摄影做了两个多月的分镜，但我的习惯是现场剧本和分镜都放在包里，基本上从来不打开，因为我觉得按照计划来拍摄或者按照分镜来拍摄，其实会阻碍我现场的直觉，因为每一天演员状态不同，今天显得疲惫，某一天又显得很精神，这时候机械地去套用原来写好的剧情不一定适用。所以我是希望拍摄的时候能够睁大眼睛去看现场的气氛和感觉。

澎湃新闻：电影里其实是两群人，除了主人公之外其他的一些人物设置是有什么样的考量？

仇晟：夏昊（李淳饰演）是一个外来的人，或者是重回故地的人，但他乡愁很浓。燕子（黄璐饰演）是一个在地的人，但她好像丝毫没有乡愁，她的居住地塌陷并且遭受危险，反而好像是获得了一个更自由的状态。

《郊区的鸟》剧照

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就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对比，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夏昊的乡愁是不是太矫情了？或者说燕子的自由是不是太无情了？这样的对比和辩证当中，我是想做出一点就是两种不同态度。其他几个人，韩工是比较相信理性和相信秩序的，蚂蚁、狐狸这些名字是动物的人，他们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很重视情谊，对情感的那种变化是很敏感。

澎湃新闻：说到动物，电影里非常频繁出现的两个动物的意象，一个是鸟，一个是狗。作为导演如何“官方解读”这两种动物？

仇晟：鸟是他们小时候所失落的东西，或者说他们亲手埋葬的东西，他们自己把鸟窝给捅了，鸟飞走了，成年之后的人又特别想把鸟给追回来，或者说特别想去找到这个鸟，但到最终一直都还没找到。

对于我来讲，狗或者其他动物也可以，猫或者是小鹿都可以，反而是一种大自然的指代。有些东西人看不见的狗能看见，然后狗会把消息传递给人，所以最后是狗带着人去看那个洞。

“妈妈问电影院怎么没有我的电影，那一刻我有点想哭”

澎湃新闻：其实这部电影拍出来已经两三年了，这中间都经历了些什么？

仇晟：这个电影最早是定档在2019年的8月30日，当时想主打开学档或者说暑期档的末尾，也做了几轮的宣传。8月30号的时候，同档期排进来好几部片子，当时发行公司觉得竞争太激烈，所以就撤档了。结果2019年的年末片子都排得比较密，没有找到空隙，就想着2020年的春天上映。然后就碰到了疫情又蛰伏了一整年。其实在年中的时候差一点就在爱奇艺上线上首映，就在合同快签约的前一两天得知电影院复工了。我的出品人李亮文也是一个有“院线原教旨主义”的人，最后我们还是想让电影在院线里走一趟，就决定今年的元宵节上映。

澎湃新闻：两次面对上映，心态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仇晟：2019年有一件事情蛮戳痛我的，我们8月底撤档，但9月2号我妈妈给我发了条消息，说“我到电影院去了，怎么就没有看到这部电影”。她信息比较滞后。我就感觉我当时就有点想哭了，我还给她回消息说，不好意思撤档了。之前一直想在电影院里给我母亲看这个片子，所以一直没给她看过。

所以当时撤档之后整个状态是比较低落的，到2020年其实我对电影上映已经不报什么希望，自己也在做另外商业的项目，以及在筹备第二部自己创作的长篇，所以已经把关于《郊区的鸟》的一些念想给封存起来，但是到年末的时候，我们又重提这个事情，最终决定在元宵上映。

现在也不敢抱什么太大期望，就觉得它能够被更多的观众看到，把一些之前没能跟大家说的话，通过一些采访或者映后交流跟大家说说就好。

《郊区的鸟》蓝光碟封面

澎湃新闻：这个片子有个比较“奇葩”的经历是还没上映就已经发了蓝光碟，又导致网上已经有了盗版资源，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仇晟：这也是又一波重击。因为这个片子2020年初在美国做了一个小规模的上映，根据合同就是美国的发行商制作了蓝光碟，在亚马逊还有其他平台上发售，我们也试图阻止他们这个行为，但是因为合同约定上面没有限制条款，所以也不好说什么。之后我是发了篇文章呼吁大家，希望不要制作和下载盗版，发完文章之后，可能有半个月都没有看见什么盗版，但半个月之后有一个国外的盗版组就把蓝光给导出来了。也是实在没办法。不过我发现虽然说现在这个片在网上能找到，但其实也有很多人真的就是把第一次想留到电影院，我看到很多陌生的网友说他硬盘里有资源，但他没有看，想等着电影院里看。我觉得也挺感激的。

澎湃新闻：你自己怎么看待“成长”这件事？

仇晟：我觉得成长就是从一个所有可能性都有的状态，变成一个只剩下几种可能性的状态。从一个去全方位发展的状态，慢慢变成只发展某一些特质或能力的状态。

比如儿童时期我们跟自然好像有一个特别完整的连接，我们也可以成为任何人，可以成为科学家，可以成为音乐家，有全部的可能性，然后成长在当中选择一条路走，会把其他的可能性都抛却。我觉得是一个喜忧参半的过程，忧的是好像会丢失其他道路，喜的是至少有一个你的生命中有可能是实现了的。

可能就像影片结尾一样，你走到你的那条路上面，转头看一看，就看见在另一条路上的伙伴，你们已经没法跨越出自己的路去跟对方相遇，但是你们还可以互相望一下对方，和对方致以微笑。

《郊区的鸟》：当一位清华理工生成为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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