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藏善本碑帖《神策军碑》《广政石经》等概览_美国新闻网-美国华文媒体融合平台-旅美华人的精神家园

碑帖，是碑与帖的合称，俗称“黑老虎”。“碑”指的是石刻的拓本;“帖”是将古人著名的墨迹，汇刻在木板上或石板上传拓而成。金石拓本是中国特有的纸质文献，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载体之一，也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藏品，本文就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碑帖情况进行了梳理介绍。

国图馆藏善本碑帖主要集中在“善拓”类，共七百余件，以传世碑帖善本为主，也有稀见拓本和各类小件器皿的集拓。馆藏宋元拓本十余种，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都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其中北宋拓本《神策军碑》为海内外孤本。《书与画》杂志前不久推出了“书法碑帖的鉴藏”专题，本文为其中一篇。

一、中国国家图书馆金石拓本的收藏历史和收藏概况

1.收藏历史

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为1909年所创京师图书馆，建馆之初只有总务和图书两个部门，分别负责行政和业务工作。1929年，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重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据教育部核准《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要求，设立“金石部”，执掌金石拓本的采购、整理、编目、阅览、保管以及装潢、修补等事项，从此以后，图书馆内有了以“金石”为名的机构，并一直延续至今。金石专门机构的设置，对金石拓片的采编、整理和更为专业精准的服务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金石拓片的收藏自京师图书馆建馆之初就有，1929年全馆藏书近二十万册，金石拓本却只有两三千种。袁同礼先生主持工作期间 (1929.8—1948.12)金石拓本的馆藏量大增，到1948年年底，金石类藏品馆藏已达23156件，其中拓本22222件，占金石总藏量的96%。主要采访方法有以下几种:1)征集，由教育部通令各省区“转饬所属，凡当地著名碑碣石刻，各拓一份，径送本部”，以充实京馆收藏。2)接受名人捐赠。3)收购。4)聘专人搜访各地新出金石之拓本。5)建立寄存制度，接受藏家寄存。6)自行传拓。在前贤的努力下，截止到2020年9月30日，国家图书馆的金石藏品总量有十六万余种三十三万余件，其中金石拓片有十二万余种二十七万余件，是国内外收藏金石拓片最多的公藏单位。

2.藏品概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本，以方便为读者服务和库房存放为前提，进行了不同标准的分类。首先按是否割裱分两大类:整幅本和割裱本。割裱本除据收藏价值设置的善拓类和据功用设置的法帖类之外，还有专门的裱本类;馆藏绝大多数为整幅拓片，整幅本中已经装裱的置于裱轴类，未装裱的整幅拓本中，有据拓本内容所分的甲骨、墓志、房山石经、画像、铜陶砖瓦等类，有据原碑所在地分的北京、各地，还有根据收藏人设置的专藏类。

整体而言，馆藏拓本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藏品时间跨度大，从殷商甲骨到现代红旗渠碑刻，绵延三千余载的历史痕迹皆可从拓本中追寻。第二，涉猎地域广泛，除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金石文献，还有朝鲜、日本、韩国、蒙古和埃及古刻等国外石刻拓本。第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传世石刻种类齐全，墓志、法帖、石经等拓本都有相当数量的收藏。第四，文字种类繁多，馆藏拓本以汉字为主，还有满文、蒙文、藏文、八思巴文等中国民族文字，古叙利亚文、埃及古文字等外国文字，为我们研究民族文字和外国文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第五，文献内容丰富，拓本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宗教、民族、民俗、天文、地理、科技、建筑、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其中墓碑、墓志、祠庙类拓本占总数的60%以上，造像和题名也都在两千种以上，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

《广政石经》局部

石刻本身也有很多大部头的著作，例如今存北京国子监的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馆藏早期拓本保存了三代进士的生平信息。历代儒家刻经，至今石刻尚完整存世的仅有两种，一是今存陕西西安碑林的唐《开成石经》，是儒家经典的传世最早版本，一是今存北京国子监博物馆的清乾隆“十三经”，这两种儒家石经，馆藏皆有完整拓本。其他石经拓本亦有，其中原石早毁的五代后蜀《广政石经》，始刻于后蜀孟昶广政(938—965)初年，又称“蜀石经”“成都石经”或“益都石经”，立于今四川成都，由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其事，始刻经时仅刻十部经书，其中《春秋左氏传》十七卷之后尚未完成;北宋皇祐元年(1049)成都府尹田况补刻《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十八至三十卷;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蜀帅席贡又补刻《孟子》;宋孝宗乾道五年 (1169)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并校诸经异同，著《石经考异》附刻于后，这部石经的刊刻时间长达二百三十余年。《广政石经》行款类宋版古书，经文用单行大字，注疏用双行小字，排在经文之下，经注并行，相映生辉。原石传说毁于宋末元初之兵燹，传世拓本极为罕见，据说宋时内府尚有拓本96册，明万历间犹存内阁，入清则仅剩半部《毛诗》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广政石经》为宋、元拓本之合璧残本，宋内府、刘体乾、陈澄中递藏，是现存《蜀石经》的最佳拓本，是1965年从中国香港购回的陈氏藏书中的一种，共九册，含墨本《左传》《榖梁传》《周礼》各二册，《公羊传》一册，清道光间木刻印本《蜀石经》一册，《题跋姓名目录》一册。其中《左传》册页上钤有“东宫书府”等宋代的内府官印，存清及近代以来名家题跋及题签、题首、观款达上百条，还有何维朴、金蓉镜、林纾、吴昌硕等十数人的绘图，拓本藏印累累，递藏有绪，尤其是乾嘉以来著名学者如翁方纲、段玉裁、钱大昕、瞿中溶、梁章钜、何绍基、祁寯藻、潘祖荫、王懿荣、缪荃孙、杨守敬、王闿运、沈曾植等数十人的题跋，对《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儒释道三家之中，佛教刻经最普遍，最著名的就是房山云居寺石经，自隋代起绵延刻了一千余年，山上九洞之外，塔下埋有石经板一万五千余块，保存了很多佛教经典的珍贵版本。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对房山石经进行保护性传拓，当时共拓七份，国家图书馆藏有完整的一套，并且早已编目整理。

石刻也是绘画艺术的舞台。汉代画像、南北朝石刻造像，是绘画艺术和雕刻艺术结合的产物，是石刻中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是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有些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画像和造像，还是考古学上据以断代的重要物证。

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珍品介绍

1.善本碑帖

馆藏善本碑帖主要集中在“善拓”类，共七百余件，以传世碑帖善本为主，也有稀见拓本和各类小件器皿的集拓。馆藏宋元拓本十余种，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都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其中北宋拓本《神策军碑》为海内外孤本。《神策军碑》全名为“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功碑”，宰相崔铉撰文，柳公权正书，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立，碑原立于唐长安大明宫西，久佚。此碑系柳公权代表作，最能体现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刻工精良，与真迹无异，启功先生对此碑书法大加赞赏，认为是“下真迹一等”的珍品。此本残存上册，割裱本，27开，高27厘米，宽16厘米。南宋贾似道，南宋内府，元翰林国史院，明晋王府，清孙承泽、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仁涛、陈介祺、蒋祖贻、谭敬、陈清华等递藏，有柿叶斋主人、孙承泽、姚元之题跋。钤“秋壑图书”“翰林国史院官书”“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北平孙泽”“安仪周家珍藏”“陈仁涛”“金匮国宝无双”“金匮室精鉴玺”“谭敬私印”等印章。

《神策军碑》局部

明拓《天一池碑》《乐善堂法帖》等则是稀见拓本。《天一池碑》元至正七年(1347)五月十五日立于江西省贵溪市西南部的龙虎山上，久佚。龙虎山是道教正一道的发源地。据载，该碑阳面刻元吴全节题“龙虎山天一池” 六大字，碑阴刻揭傒斯撰书《天一池记》，张晏篆额，碑文详细地记述了天一池凿建和命名经过。此碑拓本十分罕见，目前为止仅见我馆藏本。此本为整幅拓本，立轴装，高133厘米，宽88厘米，最初为明范氏天一阁所藏，据传天一阁命名即源于此碑。1932年为邵章所得，有邵氏题签和藏印。

天一池碑

馆藏《伊阙佛龛碑》是存世最佳拓本。《伊阙佛龛碑》亦称“三龛记”或“龙门三龛碑”，唐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刻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内，虽名曰“碑”，实际是摩崖。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谏议大夫褚遂良正书，碑文32行，行51字，额篆书题“伊阙佛龛之碑”。此碑是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与太子李承乾争夺皇位、借为母亲长孙皇后开窟造像做功德获得太宗好感、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而立。该碑著录始见于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馆藏本是明何良俊清森阁旧藏明拓本，割裱本，1册，墨本43开，跋4.5开，墨心29.6厘米，宽14.4厘米。此本首行“延阁”之“延”字未损，末行“皇祚于”及“年岁次辛丑”可见，“五”字可见末笔。何良俊、毕泷、顾文彬、李鸿裔等递藏，费念慈、钱大昕题签，何良俊、毕泷、张玮、沈志达、赵烈文题跋。钤印累累，递藏脉络清晰可见。

《乐善堂帖》局部

善本碑帖较为集中的还有“专藏”类。专藏类拓本是国家图书馆专门为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旧藏拓本建立的。馆藏有顾千里、铁如意斋主缪继珊、四当斋主章钰、五百经幢馆主人叶昌炽、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五位的专藏，总计6732种11201件，此外尚有李根源、周希丁、端方、陆和九等未建立专藏的名家旧藏。专藏类拓本装帧形式统一，一般都有藏家题签、藏印和题跋。

图：《伊阙佛龛碑》局部

以上两类藏品中，除了拓本本身年代较早外，很多拓本附有众多的名家题跋。历代金石学家、收藏家和鉴赏家的题跋、批语本身就是文物。这些题跋或考订版本优劣，或注明石刻所在、沿革及拓本来源，或正史补史，或考辨真伪，或品味书法，或评论文章。据统计，各类拓本中有题跋者凡八百余人三千余款，最多的是宋元合璧本《广政石经》，题跋和绘画达147款之多。

此外，大量明清拓本中亦不乏精品和稀见本，例如清末拓《董美人墓志》是该墓志少见的几个整幅关中本之一。

2.法帖收藏情况

石刻一向是书法艺术的宝藏，自秦至今，历代书家的精彩作品不计其数，读之美不胜收。法帖，是将历代名家法书摹刻在高一尺许，宽近三尺的石板或木板上，传拓、装裱后供人们学习书法之用。可观赏性、可效仿性及史料性等特征是法帖独具的艺术魅力。国家图书馆收藏法帖数量和品种都不少，截止到2019年底有908部4276件，除去副本，有单刻帖两百余种，丛帖三百余种，涵盖了法帖史的各个时期。其中宋拓法帖6种，单帖以《佛遗教经》为最佳代表，丛帖以东库本《绛帖》为代表。《绛帖》是北宋唯一一部民间刻丛帖，共二十卷，北宋皇祐、嘉祐年间(1049—1063)尚书郎潘师旦摹刻于绛州(今山西新绛)，该帖以《淳化阁帖》为底本，有所增删，是《淳化阁帖》谱系中的一种。《绛帖》的摹刻去《淳化阁帖》时间未久，无论从内容的增删还是刊刻，皆足正《淳化阁帖》“肉胜”之失，故历来为世人重视。

《绛帖》分前十卷和后十卷，相传潘师旦死后，其二子各分得帖石十卷，长子因负官钱，帖石被没入公库，绛州官署补刻后十卷，名“公库本”，又称“东库本”，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二十字为卷次之标记;次子亦补刻前十卷，名“私家本”。后世习惯上将潘氏原本、东库本、私家本称为“旧本绛帖”或“真绛帖”。靖康之乱后金人入据中原，金人据 “东库本”重刻，是为“新绛帖”，新帖避金帝完颜亮讳，故“亮”字缺笔，也称“亮字不全本”。金崇庆初年 (1212)高汝砺刻十二卷本《绛帖》，后人称之为“伪绛帖”。及至明清，翻刻甚多，分支繁衍，不可究诘，但与宋刻全不相干，例如“北本”“武冈新本”“福清本”“乌镇本”“彭州本”“资州本”“木本”等，明清人所见《绛帖》，大多已是金刻十二卷本，这样就产生有关《绛帖》卷数的分歧，致使谬种流传。《绛帖》宋石早佚，真本《绛帖》十分难得，原石拓本传世极少，明内府收藏数部，皆不全。国内几家大型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没有完整本，故宫博物院所藏涿州冯铨旧藏本20卷，是以原刻本、东库本、私家本为主体，配补《淳化阁帖》泉州本和费刻本等拼合而成的。国家图书馆藏有宋拓《绛帖》残本二册，前十卷之“历代名臣法帖”第三、第四两卷合装一册，后十卷之大宋帝王书第一和历代帝王书第二合装一册，磁青纸封面，浓墨拓，挖裱册页装。开本高28厘米，宽16.8厘米。汇集庾元亮、赵匡义、司马炎等41人书51 帖。此拓为高士奇旧藏，第三卷历代名臣法帖内有“光” 字编号，第四卷历代名臣法帖内有“天”字编号，后卷第一卷大宋帝王书内有“太”字编号，可证所拓原石为公库本。与《南村帖考》对校，内容和顺序均相同。经清代高士奇，近代蒋祖怡、张伯英递藏，钤印数十方。高士奇跋称此本得自北京书肆，纸墨古香，尚是宋时装帧，张伯英亦定为宋拓宋装。

《绛帖》局部

馆藏元刻元拓帖一种，即章钰旧藏的《道德经》，元刻明拓丛帖一种，即《乐善堂帖》，皆赵孟頫所书稀见本。其中《乐善堂帖》为经折装，一函两册，册高 30厘米，宽23厘米，凡50开，黄纸，浓墨拓，张伯英题签，尾附张寰手书跋一页。现存四卷，辑刻赵孟頫书《兰亭序》等十帖及与顾善夫手札等，上卷卷首存赵孟頫绘“兰竹图”，下卷《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前有赵孟頫绘老子坐像。《乐善堂帖》保存了赵孟頫的书法和绘画，是世存赵帖中稀见之佳本。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元代所刻丛帖仅著录《乐善堂帖》一种。元代所刻丛帖甚少，《乐善堂帖》传世鲜为人知，有极高的版本珍藏价值。《乐善堂帖》初拓本未见传世，这部张寰旧藏本是明代帖石出土后的初拓本，虽不能反映元初拓本的完整全貌，然此拓本留传至今也实属稀见。此帖后附《名贤法帖》三卷(卷八卷九卷十)，《名贤法帖》辑刻宋姜白石与卢柳南书帖，是宋人书帖中未曾多见的书法佳作。

明刻明拓单帖四十余种，其中以《黄庭经》《文徵明小楷千字文》《玄晏斋玉版十三行》等帖为传世珍本;丛帖55种，其中明翻明拓《淳化阁帖》和明拓《汝帖》、明金坛重摹本《淳熙秘阁续法帖》和《聚贤堂二王帖》为足本，《停云馆帖》《戏鸿堂帖》《玉烟堂帖》等都是明代名帖的初拓本。清代刻帖馆藏最多，单刻帖有116种，丛帖有228种，初拓本《三希堂帖》乌金拓墨香袭人。馆藏民国年间的法帖共有11种，几乎都是初拓本。

《老子道德经》局部

3.铜器和甲骨拓本情况:

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必经阶段，这个时代留下了大量的青铜器。因为典籍的缺失，这些青铜器及其铭文成了我们了解和回顾青铜时代的重要凭借。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青铜器拓本较多，主要集中在铜器和裱轴两类中，此外善拓和裱本中也有相当的藏量。铜器类有2003个编号3069件藏品，是铜器拓本最集中的;裱轴中有二百六十余件，多数是器形和铭文齐全的全形拓拓片;善拓中有铜器拓片的有89种近万纸拓片，多数与铜镜、古陶瓦当、古泉、玺印、造像等拓片合装，多名家旧藏拓本，以陈介祺专藏居多;裱本类中有铜器拓本5种86件，其中初拓《毛公鼎》极其精彩。馆藏铜器拓本中全形拓有一千三百余件。全形拓出现于清乾隆年间，主要用于传拓青铜器，是拓片中的艺术精品，在没有照相技术的时代，全形拓本为我们保存了很多传世青铜器的器形、尺寸、铭文和花纹，是该领域内十分重要的图像资料。在馆藏金石拓本中，青铜器拓本虽不多，但多出于知名拓工之手，并为名家所递藏，诸如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散氏盘等青铜重器，馆藏均有多件拓本。馆藏青铜器拓本来源不一，其中原器属公藏的有故宫博物院藏器拓本，宝蕴楼藏器拓本;原器属私藏的有潍县陈介祺(簠斋)藏器拓本，庐江刘体智(善斋)藏器拓本，浭阳端方(陶斋)藏器拓本，北平孙壮 (雪园)藏器拓本，闽侯陈宝琛澂秋馆藏器拓本，上虞罗振玉雪堂藏器拓本，还有徐乃昌、吴云、阮元、刘喜海、潘祖荫、王辰、吴式芬、陈淮生、张致和、张玮等人旧藏拓本。

此外，馆藏还有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殷商甲骨实物 35651片，其中善斋刘体智旧藏甲骨二万八千余片，这个藏量接近甲骨存世总量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一，是我馆最早也是最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些甲骨都有拓本，目前正在整理出版中。

4.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藏品介绍:

为加强古籍保护工作，2007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由文化部、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十部委组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次年3月1日，国务院批准公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古籍保护工作走上正轨。到2020年，一共完成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国务院已公布的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全国457 家单位收藏的12274部古籍入选，其中，汉文古籍11209 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039部，其他文字古籍26部，其中碑帖拓本185件。中国国家图书馆参加了四次碑帖名录的评审，先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碑帖拓本共 23种，其中宋拓本12种:《神策军碑》《隶韵》《广政石经》《大智禅师碑》《干禄字书》《李思训碑》《九成宫醴泉铭》《三藏圣教序》《麓山寺碑》《争座位帖》和《绛帖》两种;元拓本1种:《道德经》;明拓本 6种:《嘉祐石经》《伊阙佛龛碑》《天一池碑》《瘗鹤铭》《乐善堂法帖》《天发神谶碑》;清拓本4种: 《五百罗汉图》《雪浪石盆铭》《董美人墓志》《九姓回鹘可汗碑》。

比较特殊的是宋拓本《隶韵》，今存善本组。《隶韵》是宋代刘球纂集的一部汉隶字典，亦可视为隶书体单字集刻帖，沈亨刊刻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五月，木刻。全书十卷，以楷书为字头，计3275个，并依韵排列。楷书字头下，辑录了两汉以来庙碑、墓碣、遗经残石、镫、钲、盆、镜等上的隶书字形，并分别注明出处。正文前有碑目一卷，所引261种碑刻，今已十不存一。国家图书馆藏《隶韵》九卷本，凡8册，缺卷四，无碑目。凡222开，墨本197开，册页装，墨心高25.5 厘米，宽15.7厘米。有赵之谦题签，明范大澈旧藏，后归黄氏一层楼，清乾隆时入卢登棹家，后为李鸿裔珍藏。首册前副页有钱大昕题记一则，帖中有吴大澂等人篆书观款，册尾有卢登棹乾隆乙巳夏六月、钱维乔乾隆乙巳中秋后一日题记两则。钤“范大澈印”“钱大昕印”“苏邻鉴藏”“郪江李氏文房”等印。《隶韵》是研究汉字发展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语言、历史、金石谱录、书法篆刻的重要参考书。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皆藏宋拓本《隶韵》，国家再造善本工程中皆获得再造，2008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又双双入选。

以上是对国家图书馆所藏拓本基本情况的简单介绍，作为国家总书库，我们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新出土石刻拓片入藏，源源不断地为广大读者和学界提供最新鲜最可靠的金石文献。同时，近年来通过编目整理，网络公布，提供到馆和远程阅览，以及各种渠道的咨询，加之展览、出版，馆藏金石拓本以多种方式方法为广大读者提供服务。

（本文原文标题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善本碑帖概览》）

国图藏善本碑帖《神策军碑》《广政石经》等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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