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这些年对敦煌学现状的观察和思考，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敦煌学研究的知名学者柴剑虹认为，敦煌学研究的主体，文化积累、传承、创新、发展的主体都是“人”。如今，敦煌学术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特别需要加强对老、中、青几代敦煌学者以研究经历为主线的心路历程、研究成果的梳理、探究和理论性阐述。
莫高窟
莫高窟藏经洞口
20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老会长季羡林教授一再强调：进入新世纪之敦煌学研究是“行百里，半九十”，任重而道远，我国学人必须继续努力。遵照季老的嘱托，这二十年来，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薪火传承中，不仅我国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及文献的整理、释录、出版、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传承创新都树立了榜样。一年来，敦煌研究院和全国其他的文博机构以及高校相关院所，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纷纷制订相关规划，落实各种措施。最近，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的几位学者又就立项实施敦煌资料整理和研究工程，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提出了具体建议，得到了党政领导机构的高度重视。前不久，为纪念藏经洞文献入藏国家图书馆110周年纪念，笔者应约写了《行百里者半九十》一文，就敦煌学研究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
其一，首先争取进一步彻底理清国图庋藏的敦煌文献藏品（目前编为16579号），包括后来发现的一些残碎零片，在国图原有几种编目的基础上，先组织人力编撰一部体例规范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分类简目》。其后，扩展资料来源途径，编撰国内其他公私机构和藏家（目前据国图敦煌资料中心统计为敦煌研究院等54家与3位个人）拥有的《中国国内散藏敦煌文献目录》。
其二，继续完成对国图所藏全部敦煌文献进行高清数字化扫描复制工作；目前已完成的5300多号也需要根据高清标准做好核查、补正的工作。为全国编纂出版全彩色印制的《敦煌文献总集》的国图部分打好扎实基础。
其三，经认真调研，向敦煌学界提供国图和法国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敦煌残卷碎片的待缀合的高清图版信息，为学界纠正原有的定名、年代误判并进而编著《敦煌残卷缀合集》提供必要支撑。
其四，在原有资料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完善全世界敦煌学研究的档案资料（包括中外学者个人的生平简历与研究课题及相关手稿、信札和代表性成果，以及相关学术会议的文字与图像资料等）；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期各国考察队、探险家等在西域、中亚进行考古发掘的各类信息，特别是他们在敦煌地区掠取文物的真实情形（如斯坦因究竟如何进入藏经洞，俄藏、日藏敦煌写本的获取途径等实情）。至于已知中国以外英、法、俄、日、美、德、韩、印度、澳大利亚、瑞典、丹麦等国公私所藏敦煌文献的详细而准确的资料，亦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国际交流合作来获取。
针对上面的第四点，我还想再次强调：诚如我的老师启功先生晚年多次临写颜真卿所书“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艰难行路以保晚节的主体，敦煌学研究的主体，文化积累、传承、创新、发展的主体都是“人”。如今，敦煌学术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特别需要加强对老、中、青几代敦煌学者以研究经历为主线的心路历程、研究成果的梳理、探究和理论性阐述。
启功先生晚年多次临写颜真卿所书“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
例如，敦煌学界要撰写《敦煌研究院院史》，就要对“莫高人”方方面面的资料做认真、细致、详尽的搜寻和整理研究。现在，即便是从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五代掌门人”的事迹，也尚不完善；而数以百计的敦煌石窟的保护者、研究者及普通员工，他们的奋斗经历与奉献，都是“莫高精神”丰富内涵不可或缺的部分。
常廷芳（书鸿）先生早年所撰文章。
兹举两例：一、2018年87岁高龄的常沙娜教授在访问她的出生地法国里昂时，从她父亲常书鸿留学时遗存的档案中，才得知父亲的原名为常廷芳；我将此告知一位博士研究生，她依据这一线索，在常书鸿早年就学的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会刊上找到了这位“敦煌守护神”18岁时（19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对于新青年的忠告》和一首诗歌，使我们得以清晰地了解到他爱国、奋进的思想基础。二、敦煌研究院老专家贺世哲（已去世）、施萍婷从事敦煌研究几十年，成果丰硕，但他们这一对“志愿军伉俪”，如何从“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华丽转身”，经过发愤学习，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动人经历，却亟需梳理、总结和宣传。其实，敦煌研究院许多老中青学者的经历，均可汇成动人的篇章。
1983年夏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部分代表在莫高窟前合影。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至今也已经37年了。期间林林总总的“人”与“事”，涉及敦煌学史的核心内容，当然也需要做认真、细致、深入的研究。我最近找出了一张1983年夏天学会在兰州举行成立大会后，部分代表赴敦煌莫高窟考察，在“石室宝藏”牌坊前的合影。照片中多位遐迩闻名的老专家（如常书鸿、段文杰、周绍良、彭松、宁可、沙知等）如今已离我们远去；而樊锦诗等中年骨干，当时还正风华正茂；其中的一些年轻学者，如今已成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我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是2006年12月为庆贺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在香港大学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时，26位代表与饶公的合影，同样显示出老中青三代敦煌学者的薪火传承。当然，不但相关的照片还有许多，另外还有季羡林老会长等关于学会工作与研究进程的许多信札，这些照片、信函所蕴涵的丰富信息，理应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宝贵资料，都应该进入我们进行整理、研究的视野。
庆贺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研讨会部分代表合影（香港大学）。
这里，我还要再次提及：应当注重敦煌学研究中的“旧材料，新问题”和“新材料，新视野”。前者，如敦煌写本残片缀合提出的新问题最引人关注，如近年来张涌泉教授带领的团队一些学者发表的相关文章获取的新成果，在写本定名、时代、撰写人、纸张、辨伪，乃至探究藏经洞性质等方面都有新进展。此外，还有对原有写本经过细致、深入地重新释读发现的新问题（如英藏S.3046被众多研究者定名为“隨手杂写”，经武绍卫博士释读为一首回文禅诗）；有因壁画高清图像的获取经过细部解读得出的新结论（如莫高窟第285窟的“裸体飞天”其实应是穿着薄透“天衣”，第61窟五台山图中“大法华之寺”的藏经塔形制、功能）。后者，敦煌写本的新材料仍时有刊布，而研究者似尚无暇顾及。如我的老师启功先生旧藏汇贴敦煌写经残片的两个册子本，一个是原甘肃督军张广建及其秘书长许承尧藏品，所贴敦煌写经残片共24面，总计36残片、280余行字，由于此册汇贴了从北朝、隋至盛晚唐的写经墨迹精品，其在字体、书法学上的价值自不待言；另一个是启先生早年将陆续寻获的敦煌写经残纸粘贴的册子，总共汇贴了134个残片，所存墨迹，以唐写楷书为主，也有隶意较浓的字体，似为隋代之前的笔法，虽是孤鸿残爪，亦弥足珍贵。
莫高窟第285窟“裸体”飞天图像。
启功先生旧藏敦煌写经残片册子。
启功藏敦煌写本残片。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郝春文、宋雪春、武绍卫的新著《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对70年来中国敦煌学研究做了精要的梳理和总结，该著在“结语”中明确提出：一、在资料的整理、刊布及目录编纂方面，仍有许多重要工作尚待完成。二、在对敦煌资料的研究方面，仍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三、积极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未来敦煌学的新领域。四、敦煌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五、应该重视和加强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这些研究任务、问题和方法的提出，可谓适逢其时。
莫高窟第61窟藏经塔图像。
近日纵观参加此次敦煌论坛代表提交的70多篇论文题目，无论是涉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敦煌写本和写本学、敦煌出土医药文献的总体特点、西夏瓜州佛教洞窟营建的时代特性、莫高窟唐前期装饰研究、蜀道与丝路、敦煌服饰文化传承创新等等宏观论题，还是莫高窟第454窟营建年代、敦煌壁画中的昆仑奴图像研究、吉美博物馆藏EO.1135《弥勒净土图》研究、莫高窟北区B121窟出土元代织绣品研究、从敦煌“李氏三碑”碑文看法华信仰等等微观探究，都透出不少新意，正说明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行百里半九十”的必要性。在纪念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之际，我们热切期待敦煌学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