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清醒，抛弃幻想
许小年
1、中美科技脱钩的负面影响深远
从国家的角度讲，我们是否可依赖内循环或者双循环来应对挑战，来渡过难关。
我们看一下数字。在中美相互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仍然高达35%。贸易依存度就是出口加进口除以GDP，35%仍然是世界上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起码是之一，起码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小型经济以外，在大型经济中，中国仍然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这35%中20%是出口，15%是进口。占GDP20%的出口，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欧洲、日本。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像发达的国家的出口市场遭受阻碍，我们能否用内需替代，我们能否用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字，2019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6.5倍，美国的人均GDP是6.5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是1万美元，一般我们把1万美元作为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的一个标准、一个门槛，所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国家这样一个范围。欧洲和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倍。
人均GDP是购买力的指标，由于在购买力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对发达世界的出口很难由内需来替代。这都是数字。
那么发展中国家，它的人均GDP我们看一下，印尼大概只有5000美元，我们看一下印度，印度只有2000美元，仅仅是中国的1/5~1/2，所以不发达世界更不可能替代我们所失去的发达世界的出口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中国要继续保持开放，最近中国和东盟10国以及日本、韩国签订了一个一揽子的贸易计划，叫做RCEP。这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中国会继续保持开放。
如果和发达世界脱钩，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会产生无法替代的负面冲击，负面的影响，脱钩对中国经济发展更大的伤害，是科技，是科技脱钩，这对中国经济会有更大的伤害。
恰恰是在我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在传统的经济增长动能逐渐消失的时候，恰恰是在我们寻求新的增长点的时候，美国提出和中国的科技脱钩，这对我们的冲击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不能再靠过去的消费拉动、外需拉动，投资拉动，所谓的三驾马车拉动，已经不可能再依靠传统的这种方式来保持经济的增长。
在后工业化时代，在存量市场上，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国家经济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只有依靠技术创新，而这个时代是信息的时代，是数字化的时代。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如果中国和发达世界科技脱钩，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2、科技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家，不能搞群众运动
和工业化时代不一样，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现在已经不再重视传统工业技术，他们愿意以低成本转让这些技术，而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这是他们不愿意转让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
我们都知道芯片现在又有一股芯片的热，我一看到这种芯片热，我心里就紧张，这种芯片热会不会又像是过去的电动汽车热，过去的太阳能电池热？过去的教训已经太深刻了。
进行科技方面的创新，不能搞群众运动。科技的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只能依靠企业家。
回到今天的话题上来讲，我们芯片设计的软件，芯片的制造设备，甚至芯片的生产工艺，我们现在都依赖海外。这些技术不是一天，不是投入资金就可以解决的，是要依靠企业持续的投资研发，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够提高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外的交流至关重要。
以软件开发为例，在核心的软件开发上，我们依赖海外的平台，我们依赖海外的生态，安卓系统、手机操作系统，这是谷歌控制的开发平台，虽然说是开源的，但是对会员有很多的限制。离开这样一个开发平台，会使中国手机操作系统的研发落后国际水平。你要想达到国际水平，必须在国际的生态中，才能够跟国际上保持同步。
中国自己搞一个开发平台，自己搞一个生态，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在平台经济中，平台越大，它的创新涌现越多，因为它的应用案例越多。平台的大小就像西湖和太平洋一样，它是有差别的。西湖里能产什么鱼，太平洋里能产什么鱼，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国际的开发平台，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它对于中国科技水平提高的作用。服务器操作系统，也是国际开发平台，阿帕奇联盟，我们要参与，要做贡献，要和国际上进行多样化的交流，才能够使中国的软件开发水平能够和国际上保持同步。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今天仍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第一重镇，这是事实。每年的诺奖得主美国是最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数字化、信息化等等这些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原型也都在美国，我们津津乐道的新四大发明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新四大发明仔细地去考察一下，我们全都可以在海外找到原型。比如说电子支付，支付宝确实做得很好，微信支付确实做得很好，但是它不是中国的发明，电子支付是一家美国公司，是马斯克参与的一项创新，这家公司叫PayPal。
电商不是中国的发明，淘宝、天猫、京东做得都很好，我们依托一个巨大的市场，做出了超大市值的公司，但是就发明而言，这不是我们发明的，eBay首先做了电商，然后又由亚马逊把它推广到几乎是所有的商品上。我们在国内市场上做得好，但这并不是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新四大发明，不是这样的。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目前在科技上的落后，是我们提高水平的前提。
3、拜登不会改变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那是中国人一厢情愿
大家这几天都非常关心美国的大选，我在一个学者群里，这些学者为支持拜登还是支持特朗普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老友反目，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希望拜登上台的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事呢？他想的都是拜登上台以后会改变对华政策，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敌视中国。我感觉这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从目前的情况下，拜登已经赢得了这一届大选。能不能做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拜登政府不大可能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只可能改变它的手法，从特朗普的单打独斗转向协调盟友，共同遏制中国。
从目前很有限的信息的情况来看，因为他还没有正式上任，他还没有发过他的正式白皮书。从他过去所做和民主党的传统来看，他不会改变现行对华政策的基调。因为美国的政策取决于民意，实际上取决于选票，选票的背后是民意。美国的民意是朝野一致认为过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现在是时候改变了，改变成什么样？基本上是改变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上。
过去为什么美国的民间和政府认为他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呢？过去美国人希望通过开放美国的市场，希望通过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是希望中国加入到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中来。
今天他们经过反省之后，他们是怎么反省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目前从媒体上我们所看到的评论，我们所看到反应出来的民意，他们认为过去的政策是失败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这个得到了美国民间、美国政府相当程度的支持，只要民意不变，拜登政府很难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方向性的改变。
所讲的这一些似乎对中国的发展不利，那么是不是美国政府处心积虑地要和中国过不去？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在历史上，凡是一个大国，一个落后的大国，试图通过工业化来提高国力，来对国家的经济各个方面进行现代化的改造，都会在国际舞台上破坏原有的均势，使得国际的格局向一个新的均衡移动，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次，并不是命运特别地不照顾中国。
中国崛起之后，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讲，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从历史上来看，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是小概率事件。
日本和德国，在它们工业化之后都进入了一个国际局势动荡的时期，都引起了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这样的动荡和重新组合毫无疑问增加了各个国家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历史的事实面前，在现实面前，我们只能保持理性的心态来看待它，而不能够心存幻想。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崛起，引起了远东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日本崛起以后，在亚洲国际冲突就接连不断，这就反映了原来的均势被打破了。整个的远东和亚洲摸索着要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的状态，达到新的稳定状态之前，有着很多的冲突。我们都知道日本崛起之后，打了第一场战争，击败了满清，击败了清王朝。接着又打了日俄战争，击败了俄罗斯帝国，1930年代入侵中国的东北，很快深入到华北，全面抗战爆发，直接引出了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在欧洲的崛起，在欧洲的崛起也是一系列的紧张和摩擦，最终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哈佛这位教授讲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新的力量崛起的时候，原有秩序的维护者，他要想方设法遏制新的力量，就表现为冲突，甚至是以战争收场。
我们希望避免德国和日本崛起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动荡，这样的动荡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希望能够避免。
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命定论者，我们认为这种最糟的结局是可以避免的。同时我们要面对未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复杂的形势下要保持定力，及时地转换经营模式，从交易型企业家过渡到创新型企业家，从资源整合转向研发创新，从产能扩张转向打造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企业要高度重视新技术的潜力，特别是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的新技术，中国的企业是有足够的韧性。坚韧的韧，不是任意胡为的任。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能够在认识国内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经营方略，在困难的环境下，在严峻的挑战下能够取得新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