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孙自法
以距今约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于1921年发现、发掘研究和命名为发端，中国考古学2021年迎来诞生百年。
一百年来，中国考古事业发展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神州大地上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满天星斗”遗址，通过一代代考古学家持续研究，见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形成和绵延发展。
这个过程中，中国考古的国际交流合作也稳步推进，包括走出国门开展玛雅文明、埃及文明等考古研究，在相互借鉴中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开放基因：中华文明具有强大包容学习能力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延续不断裂的文明，中华文明拥有并在传承中携带开放、包容的基因，这也为中国考古领域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历史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表示，中国文明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文化体系。即使有高山大漠和茫茫大海的阻隔，中国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至少在西汉初年丝绸之路开通的两千多年前，中西文化的交流就已开始加速。张骞通西域后，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进入第二个高峰期。
他说，外来文化因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输入新鲜血液。中国成为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既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学习和改造能力，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结果。
同时，考古工作揭示中国古代的众多发明和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也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中华民族创造出璀璨的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也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仰韶文化：中国考古大幕拉开由国际合作起步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
1921年10月，他和中国地质学家、考古学家袁复礼等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史前遗址，开展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并按考古惯例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首个考古学文化名称，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也由此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国外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研究员认为，受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仰韶文化发掘研究工作由中国和瑞典学者共同开启、实施，从广义上看，中国百年考古也是在国际合作的起点上一路发展起来，国际合作对中国考古的重要作用和影响由此可窥一斑。
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种以彩陶为代表的史前文化，百年来，仰韶文化在全国有统计的遗址迄今已发现5200多处，主要位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分布范围覆盖9省区。
李新伟指出，仰韶遗址之后，安特生又同中国同行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近50处。他对周口店化石地点的调查，还促成后来北京人遗址的发现。
从仰韶文化起步，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考古学家这期间陆续发现山西夏县西阴村、安阳殷墟、日照城子崖和宝鸡斗鸡台等遗址，并进行发掘研究，其中，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安阳殷墟遗址，则是中国政府首次专门成立考古机构进行发掘研究。
与此同时，由仰韶文化拉开中国考古大幕起，中国学者就一直关心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他们发掘渑池仰韶、安阳殷墟、日照城子崖和宝鸡斗鸡台遗址，同时关注中亚和黑海北岸的考古资料，都是为了追寻中国文化起源。
拥抱世界：考古合作从“请进来”到“走出去”
李新伟梳理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家因政治需要，曾经关心苏联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考古工作，但国际合作很少。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各条战线都在学习苏联，考古学界也不例外。在此过程中，由于外交工作需要，中国学者不仅翻译苏联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也翻译一些中亚、西伯利亚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并翻译介绍其他一些国家的考古文献。
虽然当时处于冷战时期，但中国考古工作者并未与世界隔绝，仍然关注希腊、澳大利亚、西欧、美国、日本的考古工作，并从事一些学术访问和文献翻译。
李新伟指出，到改革开放时，中国考古国际交流合作也逐步开展起来，作为中外合作考古的开拓者和领路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对推动中国考古国际合作发挥出重要作用：
促成中美建交后美国文化代表团访华，并推动中美合作考古项目最先发展起来，包括寻找商文明的商丘考古项目；考察和参与试掘江西万年、乐平、分宜等地的洞穴遗址；湖南道县发掘玉蟾岩遗址；在山东日照市两城镇开展区域调查和发掘；在安阳洹河流域开展区域调查，并发现洹北商城；中美赤峰联合考古队在赤峰地区的锡伯河、半支箭河、西路嘎河和阴河做区域考古调查；组成联合考古队，在四川和重庆调查古代盐业遗址，并发掘忠县的中坝遗址。
与此同时，法国和日本也来到中国做考古合作项目：法国在新疆克里雅河下游做连续考古调查与发掘，发掘河南南阳龚营遗址；日本在华考古合作项目包括发掘新疆尼雅遗址、固原的唐代史道洛墓和北魏田弘墓、西汉长安城遗址、武威磨咀子墓地，以及调查发掘丹丹乌里克佛寺。
李新伟认为，如果说之前中国考古领域国际合作基本上都是“请进来”的话，那么到了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和进一步对外开放，蓬勃发展的考古事业开始更多“走出去”。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实施，中国考古、高校、文博机构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陆续走出国门，由近及远、从周边国家到跨大洋携手，合作开展考古发掘研究的规模和广度、深度也不断扩大。
他说，2017年3月，社科院考古所专门成立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助力中国考古“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走出去”开展考古合作的国家，目前已包括柬埔寨、俄罗斯、越南、蒙古国、朝鲜、老挝、埃及、印度、肯尼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缅甸、沙特、罗马尼亚、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等。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研究员表示，中国学者赴国外合作开展考古工作，对于增强世界不同地区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扩大中国考古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抢占国际学术前沿和掌握国际话语权，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月神玉兔：探究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相似之谜
到目前为止，中国考古“走出去”的项目中，走得最远、最受关注的当属在地球另一边的中美洲玛雅文明科潘遗址进行发掘研究。
说起中国考古远赴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发掘研究玛雅文明的项目，领导这项工作的青年考古学家李新伟如数家珍。他介绍说，科潘是玛雅文明著名王国，占据玛雅世界的东南隅。科潘遗址是王国的都城所在，位于洪都拉斯科潘省科潘墟镇。
201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首次前往科潘考察，并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启动科潘遗址发掘、研究和保护项目。
2015年，中国考古科潘项目立项，李新伟率科潘考古队赴科潘开展考古工作，开始对科潘遗址贵族居住区拉斯塞布勒图拉斯编号为8N-11的贵族居址进行发掘研究，“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在中美洲进行自己主持的项目，甚至也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在另一个世界文明的中心开始自己的考古工作”。
李新伟科普称，中美洲实际上有多个文明，大家最熟悉的玛雅文明只是其中的一个。距今3500年前后，大约相当于中国商代，中美洲孕育出第一个文明叫奥尔梅克文明，它主要在墨西哥湾地区，被称为中美洲文明的母文明。
科潘在玛雅世界的东南角，因为控制着非常重要的玉器资源，所以在玛雅世界中非常强大，而且艺术非常发达，有“玛雅世界中的雅典”之誉。整个玛雅世界虽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但玛雅是有文字的，玛雅文字会雕刻在石碑、石祭坛、神庙的墙壁和门楣上，有一些也会雕刻在木质器物、古器及陶器上，既有表现各种内容的图像，也有简单的文字记载。
关于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关系的猜想，李新伟归纳说，世界上只有两个文明非常重视玉器，一个是中华文明，还有一个就是玛雅文明；最近在奥尔梅克文明发现一些刻画符号，有人觉得它跟中国商代的甲骨文非常相似；中国考古队在科潘发掘的遗址中发现一个类似中国北方土炕的石榻，上面有一个“月亮女神”雕刻，怀里抱着一只玉兔，跟中国非常相似。
月中玉兔的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已成为中国神话传说中最广为人知的内容之一。而远在万里之外的美洲玛雅文明，其月亮神也是怀抱玉兔，与中国“嫦娥奔月”神话颇为相似，在很多情况下，玛雅人会将月神描绘为女性。从考古的视角，“这个相似点颇为引人注目，也特别容易令人产生关于两个文明悠久联系的遐想”。
中华文明与玛雅文明为什么会有相似性？李新伟认为，考古学支持的一个解释，就是二者有共同的旧石器晚期的祖先，有共同的文化基因。“玛雅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独一无二的文明标本。中华文明在与旧大陆其他文明的交往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玛雅文明在美洲大陆孤立地生存发展，形成一支独特而奇异的文明之花”。
走进埃及：中国考古队发掘研究孟图神庙
与玛雅文明一样，古埃及文明也备受学界关注与公众追捧。
2018年10月，埃及吉萨，王巍、陈星灿代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埃及文物部签署《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按照这份5年协议，中国成为卢克索地区第十二支国际考古队，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近期线上举行的2020年田野考古成果汇报会上，考古所国外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埃及考古队领队贾笑冰研究员介绍说，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中方考古队在孟图神庙的田野发掘工作，首次揭露出第三座小神殿的整体轮廓；第一次在该遗址区发现印有阿蒙霍特普三世王名的泥砖地面；奥西里斯青铜神像的发现，也为进一步印证该小神殿的性质提供可靠依据。
同时，发掘出土的大量陶片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建立有效的年代序列。除此之外，对于在孟图神庙建成之前的遗址性质也掌握了初步线索。
此次考古发掘收获，为中埃考古联合团队后续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团队将继续在中埃协议框架下，持续探索孟图神庙区的平面布局、营建顺序、功能分区等问题。
美美与共：中国考古国际交流合作未来可期
进入新时代，中国考古领域国际交流合作风生水起，一浪高过一浪，未来发展蓝图更值得期待。
王巍提出，中国考古学今后要积极推进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和数字化发展，其中，考古国际化方面就是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交流互动，并加大中国考古“走出去”力度。当前，中国考古学界国际交流日益广泛，很多国外遗址出现中国考古的身影、很多国际会议上都有中国考古的声音，未来应该更加努力，进一步让中国考古的声音、身影展现国际舞台。
“中国考古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国际化。”陈星灿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界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迅速增加，国际合作空前繁荣，通过交流和合作，不断引入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新一代考古学家有不少是从国外留学归来，中国考古学家也更多走出国门，都为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在中亚寻找大月氏的考古工作，他认为，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对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实现民心相通等方面会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生活在中华文明中，然后去发掘中美洲的古老文明，确实是一种很新鲜的感受。科潘遗址发掘还在进行中，我们期望还有更多新的发现。”作为中国做玛雅研究的第一人，李新伟指出，中国考古人更多走出国门，更全面、更深入参与世界文明形成的考古发掘研究，并与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进行对比研究，才能更多、更好地了解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脉络，真正认识并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自身的独特性。
他建议，中国考古现有国际合作项目应坚持做下去，做成长期合作项目，特别是洪都拉斯、埃及、伊朗、印度等曾是世界文明中心的考古项目合作，要持续大力推进，并加强项目相关机构建设，推动考古国际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规范化。
同时，国家文物局已新成立考古研究中心，希望能从国家层面对考古对外交流、合作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并纳入“一带一路”倡议行动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之中。
李新伟表示，新时期的中国考古加强国际合作，一方面，随着中国有影响力、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地位提升，理当对人类宏大的历史文化进程研究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另一方面，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可助推建立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新的世界文明发展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