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侯马盟书发现55周年。山西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展出的六件盟书再次吸引公众目光。一件件小小的玉石片上，字迹已漫漶不清，只留下淡淡红色。2000多年前，古人用毛笔在上面写下忠诚与誓言。
今年85岁的老文物工作者张守中忘不了初见盟书时的情景。那是1965年冬，他和陶正刚等人为配合侯马新电厂建设而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12月9日快中午时，陶正刚拿着出土的盟书兴奋地从工地赶回工作站。“我们犹豫要不要生火，不生火怕盟书冻着，生火又怕盟书化了。就这样，怀着激动又小心谨慎的心情，等待专家来鉴定。”张守中说，“出现古文字就很重要，没想到还那么多。”
听说新发现后，身为侯马考古工作队队长、主持发掘东周晋国遗址的张颔，请假从山西原平赶到侯马，到发掘现场察看，又对出土的首批盟书文字仔细辨认，利用短短7天假期撰写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的简报。之后，郭沫若又撰写了《侯马盟书试探》。两篇文章拉开侯马盟书研究的序幕。
然而，1966年特殊时期他们不得不暂停整理研究工作，将出土的盟书封存入库。
这一封就到了1973年。
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开拓者王冶秋到山西考察，向省领导建议开发山西的文物资源，还特别提到侯马盟书，认为不能长期积压，应尽快整理，公布资料，以便学界共同研究。侯马盟书整理小组随之成立，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人分工合作，分别负责整理研究、写考古报告、临摹。苦战两年多后，终于完成《侯马盟书》的编写任务。
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的展板上写道：侯马盟书最大者长32厘米、宽3.8厘米、厚0.9厘米，小型的一般长约18厘米、宽不到2厘米、厚仅0.2厘米。玉石片上的文字为毛笔所写，字迹绝大多数为朱色，少数为黑色。
“盟书字体小如豆粒，不清晰，再加上数量多，不好整理。”张守中曾负责临摹盟书标本，他通过大量书法实践，总结出侯马盟书的书法艺术特色为形体古雅、变化繁多，属大篆体系。“盟书艺术是一片沃土，有待更多有志者去耕耘开发。”他说。
已故的古文字学家张颔当时受命整理研究侯马盟书。他的儿子张崇宁回忆，由于盟书字迹不清，父亲常在100度灯泡下，借助四倍、六倍、八倍的放大镜看，工作几个小时到院里休息一下，返回来再看，还把研究结果仔细记录下来，取名《盟书燃犀录》。
在他们的努力下，一千余件盟书临摹发表656件。据张颔考证，侯马盟书的主要内容是，主盟人晋国卿大夫赵鞅在索取“卫贡五百家”的事件中，为团结宗族、打击政敌而举行盟誓活动。这场斗争拉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虽然主盟人的身份存有争议，但侯马盟书最早的记录还是跟赵鞅有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尧亭说。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告诉记者，春秋时期流行“盟誓”，“盟书”也称“载书”，一式两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入水中。一些文献资料中谈到盟誓，但没有出土实物，侯马盟书的出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到底是谁的盟誓？答案仍在探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