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宙，著名艺术家和工业设计师，中国舞台美术奠基人王挺琦之子。1985年来美留学，1990年代起担任纽约众多著名时尚品牌的产品设计师；2003年起投身中美艺术教育。
我1955年出生在上海。上海淮海中路有一幢很有名的楼，叫武康大楼，解放前住的都是外国人，50年代初开始搬进去许多当时著名的艺术家。我父亲王挺琦因为是中国早期舞台美术教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家就和当时文艺界的许多人一起，包括孙道临、赵丹、秦怡等等，搬到了大楼里。
我的童年时代过得无忧无虑，经常在大楼里能碰到很多有名的人。但到我十来岁的时候就来了文革，楼里的很多大人纷纷受到批斗，当中就包括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郑君里。他因为早年跟蓝萍(江青)的关系，所以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入牛棚，每天都被打得鼻青脸肿。我父亲也被批斗，我也成了“狗崽子”。我是家里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所以也是最常被人欺负的一个。我记得有一天放学回家，刚走进大楼的大厅，一群出身好的孩子就围上来打我。郑君里刚好从外面进楼看到了，他想过来帮我，但他犹豫了，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看着我的眼神。他自己已经被批斗，所以他根本不敢上来阻挡那些人。于是他悄悄奔上楼去敲我们家的门，告诉了我的哥哥姐姐。随后他们下来救了我。可后来我听说这件事又惹恼了那些搞运动的人，没几天郑君里就被送进了监狱，最后被迫害致死。
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父亲一辈子就是从事一个职业 —— 做老师。他是常州武进人，1913年生。因为母亲去世早，所以他跟着大哥长大。家里的嫂子对他并不好，但他很优秀，后来以最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全国著名的苏州中学。他利用假期养蚕来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每学期不得不等到卖掉了蚕茧才能凑足学费，所以都要晚两个星期去上学。他中学期间也经常给报章杂志投稿，还写出了《论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我见》这样的文章。1938年考取了国立艺专建筑系，与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成了同学，吴冠中和他是同一个宿舍。毕业后我父亲因为水彩功底好，又懂建筑设计，所以应邀去了重庆中央大学担任助教。在战乱年代的重庆，学生往往是毕业即失业，吴冠中当时没有工作，我父亲就介绍他去重庆北碚小学做代课老师。后来我父亲去中央大学建筑系做讲师，可以有两个助教，其中一个他就邀请了吴冠中。
1943年，美国政府首次给中国一批去美国读研究生的名额，美术类只有一个。我父亲考了第一名，被录取。但因为当时日本人的空袭，飞机没法安全起飞，起飞了都会被打掉，所以一直到1944年才传来消息，可以飞到印度然后坐船经欧洲，再到美国。我父亲在1944年到达美国，先去了芝加哥艺术学院，后来又进入耶鲁大学，1946从耶鲁获得MFA艺术硕士学位。同年刘海粟写信给我父亲，邀请他回国到上海美专任教兼系主任。就这样我父亲就回到了上海，并和他艺专的一个学妹结了婚。
实际上在来美国之前，我父亲在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我母亲。我母亲叫董以慧，今年刚好100岁，过几天我们就要去给她祝寿。我母亲是浙江湖州人，13岁离家去上海东南医学院学医，但为了抗日救国，16岁抗战爆发前几天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队，她是当时队伍里最小的一个。刚参加红十字会就赶上淞沪战役爆发。八一三当晚，两辆卡车载着救护队奔赴前线，去救护伤员。第一辆开往真如，第二辆开往昆山。我母亲没能爬上第一辆车。因为那辆车人满了，上不去，所以只能爬上第二辆去了昆山。结果日本人已经在真如登陆。去真如的这辆车有许多救护队员被杀死了，队长被砍头分尸，非常惨烈。后来她辗转武汉、重庆、贵州等地，在战场上又看到很多悲惨的场面。有一次一个救护队的战友，手里拿着旗子在呼喊，结果手臂被炮弹的弹片炸飞，她还完全没知觉。有一次敌机过后，我母亲惊问旁边的队员“你没事吧？你看你的腿呢？没了！”等那个队员意识到的时候，嘴里还在说着“我没事”，接着整个人就昏死过去。
我母亲从小就喜欢美术，所以后来在1941年考取了国立艺专，还是五年制的。43年艺专设立工作室制，她进了林凤眠的工作室，成了他的弟子之一。等到我父亲从美国完成学业回国的时候，他们俩就结了婚。结婚介绍人是潘天寿，证婚人是刘海粟。我母亲毕业后去东南医院工作，一直从医。1952年我父亲去上海戏剧学院创建中国第一个舞台美术设计专业。他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舞台美术设计教材，这本教材至今还在中央戏剧学院沿用。他也因此被誉为是中国舞台美术设计的奠基人。但后来文革他遭受多年迫害，1977年不幸英年早逝。
我的出国之路
我自小就喜爱书法、绘画，又居住在武康大楼，生活中经常接触那些艺术界的人士，所以可以说是在颜文梁、刘海粟、吴冠中和闵希文这些前辈的关怀下长大的。加上父亲认为我在五个孩子当中最有艺术天赋，所以从小就让我学书法和美术。后来文革要写大字报，我的书法也倒有了充分锻炼的机会，提高很快，当时很多有名的书法家也都在一起搞书法展览。我中学还没毕业就去了长宁区工人文化宫教书法，一星期教两次。到了1976年，我就进了上海工人文化宫。文化宫属于上海总工会管辖，有非常庞大的资源，也聚集了一大批文化艺术人才。我在那里主要负责舞台美术设计，每年要搞很多场不同的演出。1978年我为话剧《于无声处》创作设计了舞台美术，这部作品当时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我还和剧组一起去北京参加了汇演。
1979年1月，上海市委组织部调我去负责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工业展 —— 上海工业展览会的大厅设计。同年我考入了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广告包装专业。当时负责招生的老师说，其实你的设计作品已经是专业水平了。入学后第一个星期，我又被上海外语学院的好朋友陈珏请去创作他编剧的话剧《抉择》。那年刚刚拍完小花的陈冲担任了这台戏的女主角。记得最后一天舞台布景实在来不及完成，我请了全班同学一起去帮忙。那天在上海外语学院的“友谊堂”与陈冲一起忙了一个通宵。当年这台话剧还获得了上海市大学生汇演的金奖。
等到我大学毕业，正好赶上出国潮。一个是大环境，同时也有家庭背景的关系，促成了我决定到美国留学。我父亲去世早，那些以前和他共事的前辈们都鼓励我出国，所以我就着手准备。当时只有上海图书馆三楼可以查学校资料，根本不像今天这样可以随便上网查。还有，那些学校都要求一定要有三个以上Professor的推荐信。我就拿字典去查Professor的意思，一看，翻译过来是“教授”，可那时上海美术界哪里有几个真正的Professor？其实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个误解，Professor不一定非要是正教授。但我就按这个标准，去找刘海粟、颜文梁、谢海燕。我总共申请了七所学校。很可惜我那时把他们写的推荐信的原件全都寄给学校了。当时颜文梁老先生还特别认真，一定要盖上他的私人印章。我说美国不需要盖章的，有签字就行了。他说不行，非要一一盖上他的章。
后来有幸我收到了七个学校的录取信，但因为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给我教学助理的奖学金，所以我就选择了那里。有了录取信和奖学金，还有签证这道关。那是1985年夏天。当时的签证通过率差不多是一天只有两三个人签出来。但是申请的人却有好几百。为了排在前面，我姐姐前一天下午五点就到领事馆门口帮我去排第二天的队，结果也只排到第五个。那天夜里还下了倾盆大雨，她就在那里站了一夜。
当时美国驻上海的领事馆签证的地方只开三个窗口，三个三个地签。我们去到里面等待的人离窗口很近，中间只隔了一道帘子。那天在我前面的三个人都铁着脸出来了。轮到我，我一看刚好是总领事本人，他那天是临时替签证官代班。之所以知道他是总领事，是因为那时候大家早已经把里面谁是谁搞得清清楚楚，每个人什么特点都有听说。我上前去，总领事还在低着头整理前面那个人的资料。我主动跟他打了一声招呼，就把我的一些绘画和产品设计的几十张幻灯片递给他。他后来看到申请表上写着我父亲在1940年代去过美国，立马反应就不一样了。他问我“你爸爸去过美国？” 我说是的，但是他已经过世了。他马上很热情地对我说“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签证出来刚好是雨过天晴，真是不敢相信就这么签出来了。我一出来就有好多人围上来询问，我姐姐还在一边焦急等待，当知道喜讯时她也特别兴奋。
后来我到美国后三个月，就帮我二哥找到了经济担保人。之后六年时间，我就把我哥哥、姐夫、姐姐全都办出来了。他们现在都在美国。但只有我是从事艺术的。
当时我还没有结婚。但出国前我跟我太太就已经认识了。我太太是广西南宁人，她也是79年上大学，读的是理论物理。她毕业后分配到当地的研究所，之后被派到上海来学习。刚好广西在上海的一个办事处的人是我妈妈的朋友，她来找我妈，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当时互有好感，出国前我们经常通信。碰巧在我出国那天，下午2点半的飞机，上午11点我收到她的祝福信，她在信里表明了自己的情感。
留学，跻身时尚设计产业
1985年夏天，我来到了纽约。当时大家都说美国是天堂。飞机落地，出了机场，我当时特意在地上蹬了几下，看看能不能踩出一块金子来。但到了学校的第一关可并不轻松。因为学校给了我TA(教学助理)的工作，但系主任写信通知我，当时录取你是根据你提交的书面材料和你的经历，但我们没见过你，TA要独立授课，所以你必须先通过教学委员会的面试。所幸我当时的英语还能应付，再加上我对素描、水彩、油画这些技能本来就很熟练，在国内受了多年的训练，所以顺利通过了委员会的面试。
当时八十年代的纽约有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叫Jack Goldstein，我导师跟他是朋友，所以86年经导师介绍，我就去为Jack工作了。他的作品后来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但其实这些作品都是由他的助手完成，而我就是他的那位助手。
我在奥本尼学的是纯艺术专业，毕业后靠这个很难找到工作，所以我1988年又接着申请了纽约的普拉特艺术学院，在那里学习工业设计。
1990年我从普拉特毕业前夕就如愿找到了工作。因为我需要公司帮我申办绿卡，所以我不能再为Jack工作了。当我向他提出辞职时，他非常失望，说“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既懂艺术又懂设计的人了”。果然，他从90年我离开后就再也没有新的作品了。现在回想起我离开的时候，他那种失落的眼神，我从没看到他那么悲伤，那一瞬间的情形，让我终身难忘。更没想到2003年他在自己家卫生间自杀了。
离开Jack后，我在1990年为Nickelodeon电视台设计了他们至今还在沿用的Kids' Choice Awards的那个奖品 — 橘色小飞艇。后来我又为MTV主持“超人”项目设计，获得“Best Design Achievement for Superman from MTV”奖。在那之后的十多年，我先后为很多时尚品牌主持设计项目，包括Georgette Klinger、Charles Jordan、Victoria’s Secret、Estee Lauder、Revlon、Clinique、Guess、Brooks Brothers、Paul Sebastian、Crown Crafts、Mohawk、Nielsen Bainbridge等等。还和Donna Karan、Alexander Julian、Calvin Klein、Betsey Johnson、Ralph Lauren、Mary Engelbreit等著名设计师合作，为他们开发礼品、化妆品和家居用品。
有一次我带着我妈妈和我太太去逛34街的梅西百货，走进一楼，那里有各大品牌的化妆品，其中有几个专柜都是我设计的品牌。销售人员起初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柜台里的商品，我跟她们说我比任何人都熟悉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就是我设计的。她们简直不能相信，这些东西都出自一个中国人的手。
难忘当年的艺术家朋友
纽约那时候聚集了很多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是我第一个交往比较多的朋友。他以前在国内搞“新新画派”，我在奥本尼读书的时候他来我们系里的画廊办了第一个画展。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在普拉特读书的时候他经常来找我。后来90年代初他拿到了“六四”绿卡。我那时刚刚工作还正在办绿卡，有一天他就兴奋地跑来告诉我他拿到绿卡了。我说你太幸运了，我要为公司做一年半的奴隶才能拿到。结果过了几个月，他又来找我，说“大宙，我要回国了！” 我一愣，你什么时候回来？他很大声地说，“我不回来了！我将成为第一个拿到绿卡又放弃绿卡的中国艺术家！” 我当时正在跟几个美国朋友聊天，我就给他一一介绍，结果他兴奋得根本顾不上搭理人家，当时搞得我倒是非常尴尬。
另一个好朋友是陈丹青。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我还陪他去时代广场街头画画。那天我们找了一个50多街比较安静的地方，没人来画的时候我就听他聊天，天南地北；有客人的时候我们就背靠背画肖像。那个时候的时光，想起来恍如隔世，也非常让人怀念。
当然也有一些遭遇比较悲惨的朋友。上海来的林淋，他就是在时代广场的街头被人开枪打死。他去世前几天还来找我太太，说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找你太太(我太太学理论物理出身)，我现在正在搞宇宙大爆炸的绘画研究，但我缺乏物理知识，所以我来请教她。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后来他出事的地方好像是八大道45街左右的一个电影院前。
我刚工作两年就实现了“美国梦”，在皇后区森林小丘买了第一幢房子，就在原美网公开赛赛场的斜对面。我真正停下来是2003年。当时我收到聘请，回上海创办华师大的艺术设计学院，到了中国以后就基本全部扑在教育上了。我刚回去的时候不拿一分钱工资，只是后来俞立中校长上任之后要求我一定要拿薪水。我现在基本上是中美两边跑。我家人都在纽约。两个儿子一个是从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MBA毕业，一个是在布朗大学学IT。
我现在也兼任一些其他职务，包括新泽西州立大学Montclair大学客座教授、加州州立大学Stanislaus分校客座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客座教授等。同时也担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文化艺术与创意产业分会执行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