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知名经济学学者纵论：疫情后的经济发展从何处发力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原标题：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从何处发力
脱离产业链信息的“孤立式”公司管理极不可靠
卢立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疫情猛烈冲击全球经济的情形下，各国领导人和行业专家逐渐意识到产业链管理的重要性，纷纷研究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举措。作为产业链管理和数字化经济领域的领军学者，费德格伦教授和马格拉斯教授，你们能否从专业的角度介绍一下产业链管理的发展历史，以及如何看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
卢立建：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国际运筹与管理学会尼克尔森奖获得者，曾任美国高盛集团量化投资全球副总裁。
费德格伦：产业链管理如今非常火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企业都有非常专业和完善的产业链管理体系。但是在20年前，这一专业几乎是个小众的学科，只有专家团队的分析师和中层管理者关心高效率产业链的设计和管理中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很少出现在公司董事会或者政府内阁会议中。即使是商学院里类似工商管理专业，也很少开设相关课程或只有极少数学生对此类课程感兴趣。
阿维·费德格伦（Awi Federgrue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查尔斯讲座教授、风险决策运营管理系主任，美国工程院院士。
现今这个现象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使很多国家意识到，产品的关键要素在一夜之间出现严重不足，新闻媒体也持续不断地报道医疗物资的严重不足。此外，禁足令和全球范围的工厂关闭引起了其他跟疫情无关的产品线关键元素也出现了严重不足。例如，世界500强美国宝洁公司是一家洗衣液、卫生纸等家庭用品的生产制造商，它生产17600种成品所需要的9000多种原材料非常依赖于400多个不同的中国供应商，它在其他国家的一线供应商也面临原材料不足。类似于这样的核心关键生产要素的严重不足使得企业管理者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传统方式的脱离公司所处的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信息的“孤立式”公司管理机制具有极大的不可靠性。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必须从产业链的角度去重塑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据美国供应链管理协会2020年2月底3月初的调查，大约75%的公司都反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其产业链中断，有44%的公司并没有任何处理此类中断风险的计划。在谷歌全年2.5万亿条全球搜索的关键字词中，“供应链”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从2020年1月初到4月中旬翻了5倍。
事实上，产业链管理作为公司战略的核心部分和公司盈利能力的核心驱动力，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也必将在未来持续存在。一些行业已经因为产业链策略的创新而彻底改变。例如，亚马逊公司能够引领并垄断全球电子零售行业，并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更好或者不同的产品，也不是因为它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更有竞争力，它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只是因为它在产业链管理策略上的创新。同样的原因使得沃尔玛在全球有近5170亿美元的收入，沃尔玛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实体店和电子商务综合性零售商。
马格拉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重大的生命损失、经济中断和不确定性。全球健康医疗体系、政治体系，有关机构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以及通过全球产业链衔接而呈现出的经济相关性和依赖性等，正面临疫情的严峻挑战。此外，疫情尤其引发了对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由疫情引发健康和经济收入危机的某些人群中。
科斯蒂斯·马格拉斯（Costis Maglara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戴维和林恩·希尔芬讲座教授。
我们许多人已经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参与到一个自然实验中，疫情暴发后，许多国家实施了封城居家的隔离政策，至今一些国家还在远程上学和远程工作。尽管有一些行业，比如食品业和农业，并没有在此期间停止运行，且很大程度上已经回归正常运营状态，但是跟服务业相关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体仍将持续保持远程工作的状态。这样一种情形已经加速了以前就出现的趋势，对城市交通、工作方式、工作场合、购物方式、服务方式、阅读方式和供给与需求都产生了急速变化的蝴蝶效应。
卢立建：的确是这样。中国政府对疫情管控做得极其出色，疫情在本土得到有效控制。我发现，“产业链”或者“供应链”一词在中国也有近1亿的出现频率。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以美国为例，疫情造成大批企业破产，涉及范围极广，受影响最大的是交通、餐饮、酒店、旅游等传统服务业，其次是工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
产业链全球化关乎有安全保障的产能
卢立建：21世纪的产业链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疫情暴发后，个别国家的媒体炒作“逆全球化”话题，提出要终止全球化，让生产制造回流本国，甚至个别国家的某些政界人物把全球化当成了政治游戏与筹码。费德格伦教授如何看“逆全球化”这个现象？
费德格伦：一个关键性的战略问题是，从产业链的效率和弹性角度出发，一个公司是否需要供应商本地化，或者外包到其他国家地区，或者两者兼用的国际化布局？在过去的几十年，美国或者欧洲大部分国家一个明显的做法是把生产制造逐渐外包到劳动力和原材料更加便宜的国家和地区。近期，我们也看到了与此相悖的势头。比如在2000年到2003年之间，每年有24万生产制造活动外包给美国以外的地区，然而，这个数据在2016年降低到了5万。同年，有7万个类似的生产制造活动被带回到了美国，直接的影响是增加和促进了美国的生产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之前，美国银行提供的新情况证实了这个现象。在一份涉及3000家公司的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在12个总市值超过22万亿美元的全球行业中，超过80%分布在北美、欧洲和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的公司正在执行或者宣布有计划从它们目前所在的地区移回美国，这个比例显示了本土化趋势的确存在。
那么怎么解释这种有悖于全球化的趋势呢？首先，公司在经营中意识到供应商的选择不应该仅仅取决于直接的采购者生产成本，而要考虑到与供应商相关联的所有成本的总着陆成本，包括运输、仓储、关税成本，也包括用来满足本地需求的安全库存所需要的成本。与这些库存相关的成本可以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当从供应商到当地的距离非常远并且充满不确定性和需要维持高服务质量的情况下。另外，供应商通常具有产能限制，并且他们之间的产能具有非常大的差异。其次，全球化经济的风险越来越大，促使公司不断更改他们的供应商选择决定和相应的采购策略。过去40年的时间里，一些国家的生产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在目前的贸易摩擦中，美国、中国和欧洲在快速地变化它们之间的贸易关税，这使物流成本、商品价格的波动也在不断增加。此外，外汇和利率也在不停快速地变化。所有这些波动性在需求、成本和产能之间产生重要的影响。通常来说，由于突发性的供应商关闭事件、质量问题、理性配给计划等因素，理论上的产能水平和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产能水平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再次，由于供应商产能限制，在充满波动的环境下，从两个或者多个供应商采购的全球化采购策略是必要的，甚至是企业所渴望的。当然，多个供应商的全球化采购策略的难点是如何决定各个供应商的分配问题和如何动态使用库存信息来动态调整供应商之间的分配决策。在大部分情况下，企业可以使用类似于金融期权理念的契约合同来解决供应商分配问题，即企业可以提前预订或者投资于供应商的产能，以确保在未来需要的时候具备相应的产能。同样，对一家有两个或者多个分布在全球不同区域组装工厂，并且这些工厂服务客户的成本和供货周期不尽相同的跨国企业来说，它面临相同的困境。
卢立建：您从经济总着陆成本、经济风险和产能这几个维度，回归到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了近几年出现的“逆全球化”。您的分析让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企业是否实施全球化战略，是由其产品生产的产业链效率和弹性决定的。的确，产业链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它并非如同某些政客和媒体说的那样困扰经济发展，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全球化的问题“政治化”。在您看来，在后疫情时代，应如何提升产业链弹性和竞争力？
费德格伦：在绝大部分产业链配置中，波动率水平或称风险水平，是造成高运营成本的首要驱动力。在有多个供应商的全球化生产采购体系下，由于供应商之间订单和产能资源的充分有效共享，产业链系统增强了抗风险能力，从而具备更高的弹性和运营效率。因此，产业链全球化是提升有安全保障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
另外，还要考虑疫情中供应商的渠道处于部分或者完全中断的状态。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如上面描述的实际案例。然而问题并不仅限于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其他因素，比如泰国的洪水灾害、日本大地震、美国类似于卡特里娜规模的飓风、局部火灾和厂房污染等，也会造成世界范围的生产供应中断。在疫苗生产制造行业，由于国际供应商数量较少和生产设备经常长时间关闭，产能不足的问题也一直存在。所以，对产业链弹性的考虑也为多供应商全球化供应策略提供了额外的激励。
事实上，我的团队最新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单个供应商的采购策略，多个即使只有两个供应商的采购策略带来的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即使是在一个成本稳定、需求稳定和产能无风险的环境下，全球化分散采购的效益提升效果也非常显著。当然，在一个充满波动的市场环境下，分散化的全球化多供应商配置的效果会更加明显。但是，意识到并且实现这些全球化带来的效益需要最先进的产业链配置模型和算法，这些研究也是目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研究团队所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
卢立建：您从降低产业链波动率水平这个角度，论述了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合理使用采购分散化和激励机制以有效提升产业链效率和降低波动。从历史发展看，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以及各国人民交往，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当然，经济全球化也不会一帆风顺，它是一把双刃剑，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地缘政治风险、供应商高度集中化产生的对某一区域生产环节的高度依赖性，对异常爆发需求的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然而，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面对机遇与挑战，更重要的是缓和贸易摩擦，去除企业发展的壁垒，紧密合作应对一切困难与挑战，共同努力实现经济全面恢复和健康发展，倡导根据行业因地制宜制定策略来提升产业链弹性与核心竞争力。
技术创新是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卢立建：近几年包括大数据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有了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格拉斯教授，请您谈谈这类技术在服务和数字经济中的应用及对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的意义。
马格拉斯：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它也加速了很多领域的技术创新，这些技术创新是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首先，在交通领域，各类企业都在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复产复工所遇到的问题，设定安全社交距离，制定人们在商业大楼大厅、电梯和开放式办公环境里要遵守的细则。在城市商业中心，员工安全通勤的问题尤其使人忧虑，因为这是一个严重依赖公共交通系统的过程。当下的公共健康政策强制要求降低交通系统的拥挤程度，并且增加了自行车的使用率，然而这样的模式并不足以规模化满足几百万通勤者的交通需求，尤其是长距离通勤。就比如城市地铁交通系统，假设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要求增加一倍，比如从2英尺提高到4英尺，交通容量将降低到原来的75%。这个要求对高峰时段的影响尤其严重，高峰时段的安全社交距离通常是接近于1英尺，社交距离增加到4英尺的要求将使得运输能力降低到仅有原来的5%。
那么如何应对疫情造成的极度萎缩的交通容量呢？这里我将重点分析阐述管理学中的需求平滑原理，即将需求合理分散到整个时间区间的理念。管理一个处在逐渐复工复产特殊时期的经济社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最基本假设，即大多数人具有相同的工作时间，需要在每日的同一时间段乘坐公共交通系统。这一基本假设能够也应该去除，比如通过以某种方式错开工作时段。这类需求平滑以及减少高峰时段载荷使用率的过程将大大降低公共交通系统、道路网络以及办公大厦的拥挤度。举例来说，假设目前系统每4个小时中有60分钟的高峰期和90分钟的繁忙期，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表明，通过需求平滑的方式，一辆地铁将提升30%多的运输能力并且维持在低于85%使用率下运营。考虑到不同的交通网络，仅仅是需求平滑的方式将弥补50%由于疫情期间社交距离提升而造成的交通容量的损失，并且增加30%后疫情时代的交通容量。另外，它将减少由于地铁车厢满员和站台拥挤造成的拥挤延误和总的交通时间。
需求平滑这种方式目前也正在被美国的道路系统、航空和电力网络系统实施应用。通常来说，这样的平滑可以通过价格激励来调配实现，比如对夜晚用电量给予一定的折扣，高峰时期特殊区域的驾车通行会收取更高的费用。然而，在转移到价格激励之前，我们应该尝试减少日间工作时间趋同对高峰期基础设施负荷的结构性影响。共享汽车是解决交通拥挤的另外一个可行方案。为了促进共享汽车的使用，我们需要投资于调度和定价机制等技术方案的优化，当下共享汽车领域的众多疑难问题，将引发更深入思考和引导大量可持续的技术创新。
第二个领域是远程工作。疫情暴发后，几乎所有员工都一夜之间切换到远程工作，远程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服务业和我所从事的高等教育。很多人正在研究这样一个课题：远程工作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工具能够用来创建一个包容的、创新的、动态的有机文化。尽管远程工作在疫情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目前还不能确定这种方式是否可以长期持续成功。在当前的环境下，远程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和挑战。比如雇佣和培训新员工非常复杂，创新的过程需要强烈的和有目的的联合研发，这些都难以用远程工作来实现；企业文化也很难通过远程工作的方式去维持和进化提升，个人的关系网络通常依赖于自发的和非正式的交流——远程方式中“冷水般的交流”几乎不可能替代它。大部分人或许依赖于科学技术工具进行项目、文档等工作，或通过线上会议等方式合作共事，但是这些工具并不能解决以上提到的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为了填补远程工作的这个缺陷和应对当前疫情的危机，目前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创新正在进行中。比如，部分创新工作结合了目前正在创建的虚拟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这些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借鉴了网络游戏行业的知识和技术。如此提升我们维持亲密关系和虚拟交流的能力是解决上述几个问题的非常必要的举措。另外，如何充分结合线下交流来达到最佳的效果，也需要小组和项目管理方面的深入思考和引导。
最后，创新也在其他服务行业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教育已经在疫情期间转型，我们所快速摸索和吸取的经验将会持续发挥作用。远程学习的科技工具将允许科研机构提供线上和线下有机结合的混合型授课方式项目，聚焦在可以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的人际交互活动中，提升我们所提供的教育项目的价值。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快速熟悉并利用远程教育工具，进而提升缺乏教师或者专业教育者的偏远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
总而言之，疫情已经在我们经济的很多方面带来了不小变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和重新构思生活的多个方面和习惯。这个过程是颠覆性的，但它将一直持续引领长期的创新和对我们全球经济的改变。
卢立建：您论述了技术创新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搜索、社交、支付、娱乐构成了网络世界的基础设施，产业链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也是在构建未来数据生产力时代的基础设施。在采用数字化技术之后，产业链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个体，更是一个数据的生产来源，而这些产业链数据对于工业4.0、智能化制造以及未来可能实现的AI+制造业的革命具有非凡的意义。在后疫情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将会在产业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首先，通过区块链去中心化、开放自治、匿名、不可篡改的特性，有效解决了数据泄露、敏感信息被盗用、地缘政治干扰影响等问题。其次，因为数据可以客观反映事实真相和发展规律，丰富全面的数据极大地改善了传统全球化进程中的地域局限性，增加了信息沟通效率和问题的精准溯源。此类大数据技术有助于降低产业链信息沟通成本和障碍，极大提升产业链效率和竞争力。在未来的数字化时代里，谁拥有最全面的数据量并且掌握了大数据处理和商业分析相关智能化技术，谁就可以拥有该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